法国当代著名后现代社会学家、思想家。1929年出生于法国东北部阿登省的兰斯，当时这个平民家庭正从农村向城市过渡；他上学并从事学术研究，按他自己所言，似乎是同其家庭的“真正决裂”。但对于法国真正的学术领地而言，博德里拉仿佛是个门外汉：在从事社会学研究之前，他一直在一所公立中学教德语；而在退休之前，他始终未能在法国的大学里谋得正规教席。
        但这一切并没有妨碍博德里拉成为法国知识界有影响的人物。由于深受萨特的影响，博德里拉对阿尔及利亚战争坚决加以反对。他早期的作品显示了他浓厚的文学旨趣：1962—1963年发表于萨特主编的《新时代》上的早期作品，就是他有关卡尔维诺、约翰森等人的文学评论，从这些文学评论中可以看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尼采对他的影响。其后，他还翻译了不少德语作品，其中包括布莱希特、莫尔曼和维斯的作品。1966年3月，他在农泰尔学院师从亨利·勒费弗尔完成了他的社会学论文《社会学的三种周期》，并于这一年的9月起在该学院授课。1968年，他同罗兰·巴尔特来往密切，并且对麦克卢汉的传媒理论也相知相熟，因而在《乌托邦》及《交流》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及论述物与符号功能的文章。也就在这一年，他出版了第一部专著《物的体系》，这显然是对罗兰·巴尔特《时尚体系》一书所作出的回应。
        《物的体系》与其后的《消费社会》（1970）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1972）一道，是对马克思主义商品理论的“补充”和“修正”。马克思把物与商品划分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两个方面；博德里拉则把象征符号的维度包含在物与商品的内涵之中，他因此区分了四种不同的逻辑：（1）实际演算的逻辑，它对应的是使用价值；（2）等同性逻辑，它对应的是交换价值；（3）模糊性逻辑，它对应的是象征交换；（4）差异性逻辑，它对应的是符号价值。这四种逻辑也可以分别概述为：（1）功用性逻辑，物在此成为一种工具；（2）市场逻辑，物在此成为一种商品；（3）礼品逻辑，物在此成为一种象征；（4）身份地位逻辑，物在此成为一种符号。显然，博德里拉在此受到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他不再把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人的需求与商品之间的对立看做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对立，而是认为，象征秩序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对立才更为基本。而博德里拉把“礼品”这一概念放在分析和考察的中心，认为礼品交换是比商品交换更为广泛的交换系统，这显然又是受到毛斯和巴塔耶的影响；在博德里拉看来，只有从象征秩序出发，才能最彻底地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
        《生产之镜》（1973）一书则试图为其社会批判理论提供一种全新的理论基础。该书阐发了符号结构的历史理论。博德里拉认为：在前工业社会，人们之间的交往维系着一种“象征”结构，符号同其指称也是相关相连的；在文艺复兴时期，一种抽象符码（“金钱”就是这样一种抽象符码）逐渐改造了语言，从而使语言丧失了它的依存性，符号的时代因此而出现了，资本主义就是此种变化在经济层面的表现；到了20世纪后期，符号已经完全同其指称相分离，从而成为同信号灯相似的一种“符码”，电视广告成为当今一种全新的语言形式，任由“符码”把各种各样“飘游不定的能指”传递给大众，而大众则完全臣服和听命于这种“恐怖主义的指称模式”。
        1976年，博德里拉出版了他最有影响的代表作《象征交往与死亡》，全面阐述了象征交往与商品交换相对立的观点，从而为其总体理论作出了全新的表述。该书阐述了“生产的终结”、“类像秩序”、“时尚”、“身体”、“政治经济学与死亡”、“上帝的消亡”等等论题，并把这些论题建立在生产与礼品交换之间的对立、仿真与象征之间的对立、时尚周期与可逆转性之间的对立、符号系统中的身体与象征秩序中的身体之间的对立、线性时间观念中的死亡与永久轮回观念中的死亡之间的对立等等概念基础之上。在博德里拉看来，商品交换只不过是一种更为广泛的符码系统的组成部分，这种符码系统主宰着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化的发展过程，而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尼采和韦伯所言的象征文化的祛魔化过程，或者说是合理化、世俗化、官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博德里拉追随尼采，批判了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在迷信、虚妄与真实的知识之间所作的两元区分；他认为，西方社会文化中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诸如“人类进步”和“资产阶级革命”等等），必然导致人们把原始社会和所有落后的社会神秘地看做是道德堕落的、不公正的、不平等的、贫穷的、卑鄙的，但是事实上，所谓的原始社会并不是原始的、甚至不是西方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博德里拉在此实际上采取了一种反认识论和反进化论的立场。
        《象征交往与死亡》一书也标志着博德里拉政治立场的改变。随着政治激进主义浪潮的逐渐衰退，博德里拉也逐渐从一个坚定的左派转变为一个宿命论者。该书从符号理论的角度探讨了激进主义的根源，认为整个社会已经为符码的数码逻辑所主宰和控制，因此，博德里拉从中得出了一个带有忧郁悲观色彩的宿命论调：只有死亡才能最终规避和摆脱符码，只有死亡才是一种无需同等回报、无需价值交换的行为。
        1979年的《论诱惑》一书是博德里拉从后结构主义的立场对本质主义所作的批判。在他看来，贬抑事物的外在表象、推崇事物的内在本质的种种理论（如心理分析理论、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等等）都赋予理性以特许地位；而他本人则试图以一种“诱惑”的理论模式对此加以批判。由于诱惑在表面发生，因而也就推翻了超越表象深入本质的种种理论。这种理论模式预设了他后来所提出的“超现实”的术语所具有的全部后现代的内涵。与此同时，该书把着眼点从生产与礼品交换之间的对立转向更为激进的生产与诱惑之间的对立，这种诱惑是一种“氛围”的诱惑，是随着大众传媒与信息技术的出现而产生的一种软性的诱惑。因此，要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富裕社会，就不能再仅仅依据生产与消费的经济决定论模式，而必须依据诱惑的理论模式。
        在《类像与仿真》（1981）一书中，博德里拉进一步拓展了他的商品文化理论。在他看来，符码不再超越消费物品，物与表象、事物与观念之间不再有所区分。博德里拉由此构想出了一个由各种“模式”和“类像”所组成的世界，这些“模式”和“类像”除了自身，不再有现实中的所指，“仿真”摧毁了现实中的一切对立面，从而把现实溶于自身之中，“超现实”成为一个完全自我指涉的符号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语言的自我指涉是资本主义的高科技时代社会存在的第一原则。
        《命定的策略》（1983）则试图从客体的角度来考察世界。在博德里拉看来，表象化主体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人们不再按照康德的时空等等范畴来理解世界，应当把特许的地位赋予客体，尤其是赋予“超现实”的客体、“仿真”的客体。因此，应当用一种客体的逻辑即“命定的策略”来代替主体的逻辑，按照这种逻辑，我们现在的社会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一个内在化的时代，辩证运动的历史逻辑已经被扬弃，世界是后现代的，这同时也就意味着世界是后辩证的和后历史的。
        以《恶的透明性》（1990）为题的一组论文一如既往地表明，博德里拉试图摧毁西方文化中的所有范畴：“超性别”消除了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对立，“超美学”消除了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对立，“超经济”消除了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对立……西方文化越来越倒退，也越来越具有容忍度，以致在大众传媒占据主导地位的这种文化中，宗教成为一种时尚，革命成为一种时尚，而历史却冷漠了。
        以《美国》（1988）、《冷漠的记忆》（1987）、《冷漠的记忆》（第二卷）（1990）为题的几部著作大多是博德里拉80年代以来的日记，充满了隐喻、印象、悖论、诗性思维、理论实验和游历过程中的人与事，可以看做是其理论著作的重要补充。1991年，博德里拉还在法国的《解放》报上以“海湾战争不曾发生”为题发表了三篇文章，对海湾战争会否发生及是否发生加以预测和否定，从而既使他已有的名声更加显赫，又使他受到其批评者的无情讥讽和嘲笑。在博德里拉看来，尽管多国部队打败了萨达姆，但真正的战争仍然没有发生，因为计算机仿真技术对交战双方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战争进行之的种种理论。这种理论模式预设了他后来所提出的“超现实”的术语所具有的全部后现代的内涵。与此同时，该书把着眼点从生产与礼品交换之间的对立转向更为激进的生产与诱惑之间的对立，这种诱惑是一种“氛围”的诱惑，是随着大众传媒与信息技术的出现而产生的一种软性的诱惑。因此，要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富裕社会，就不能再仅仅依据生产与消费的经济决定论模式，而必须依据诱惑的理论模式。
        在《类像与仿真》（1981）一书中，博德里拉进一步拓展了他的商品文化理论。在他看来，符码不再超越消费物品，物与表象、事物与观念之间不再有所区分。博德里拉由此构想出了一个由各种“模式”和“类像”所组成的世界，这些“模式”和“类像”除了自身，不再有现实中的所指，“仿真”摧毁了现实中的一切对立面，从而把现实溶于自身之中，“超现实”成为一个完全自我指涉的符号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语言的自我指涉是资本主义的高科技时代社会存在的第一原则。
        《命定的策略》（1983）则试图从客体的角度来考察世界。在博德里拉看来，表象化主体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人们不再按照康德的时空等等范畴来理解世界，应当把特许的地位赋予客体，尤其是赋予“超现实”的客体、“仿真”的客体。因此，应当用一种客体的逻辑即“命定的策略”来代替主体的逻辑，按照这种逻辑，我们现在的社会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一个内在化的时代，辩证运动的历史逻辑已经被扬弃，世界是后现代的，这同时也就意味着世界是后辩证的和后历史的。
        以《恶的透明性》（1990）为题的一组论文一如既往地表明，博德里拉试图摧毁西方文化中的所有范畴：“超性别”消除了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对立，“超美学”消除了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对立，“超经济”消除了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对立……西方文化越来越倒退，也越来越具有容忍度，以致在大众传媒占据主导地位的这种文化中，宗教成为一种时尚，革命成为一种时尚，而历史却冷漠了。
        以《美国》（1988）、《冷漠的记忆》（1987）、《冷漠的记忆》（第二卷）（1990）为题的几部著作大多是博德里拉80年代以来的日记，充满了隐喻、印象、悖论、诗性思维、理论实验和游历过程中的人与事，可以看做是其理论著作的重要补充。1991年，博德里拉还在法国的《解放》报上以“海湾战争不曾发生”为题发表了三篇文章，对海湾战争会否发生及是否发生加以预测和否定，从而既使他已有的名声更加显赫，又使他受到其批评者的无情讥讽和嘲笑。在博德里拉看来，尽管多国部队打败了萨达姆，但真正的战争仍然没有发生，因为计算机仿真技术对交战双方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战争进行之前，这场战争的所有编排变化也都已经被分析家加以演示，传媒工业已经发动了一场虚拟的战争，因而真正的战争永远不可能发生。
        博德里拉曾经漫不经心地指出：美国是个乌托邦；大众已经消失；象征交往是惟一的现实；女人的最合适的角色是荡妇；文化只不过是类像的集体式共享……诸如此类的论调无疑使他看上去像一个当代社会的“谋杀者”。《纽约时报》曾经把他称作“后马克思主义左派阵营中一个火药味十足的孤独漫游者”；《卫报》也曾在“博德里拉是谁？”的标题下对其加以如此报道：博德里拉是“社会学教授、大灾变的预言家、大恐慌的狂热抒情诗人、没有中心的后现代荒原的痴迷描述者、纽约文人圈最热门的人物”。凡此种种，都表明博德里拉是当代社会有影响的思想家，是当代西方知识界的一个“异类”。无论如何，博德里拉的著述，对于我们思考“文化”、“社会”、“意义”等等概念之上既有思维方式的局限，都是不无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