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时代,诗与音乐分开了。春秋末,社会变更,生活紧张起来,礼乐等对生活之装饰不注意了,礼崩乐坏,君主权旁落于大夫,新兴阶层抬头。老的歌没有谁爱唱了。孔子起来,收集旧歌,以为是古时很重要的有关教化的歌。同时,这些歌虽不为人所唱,但仍为人嘴上常说,作为引证。重诗之文化价值,则只重诗之义而不重其声。春秋末年,楚国对太子的教育,有一段见于《楚语》上:“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这是申叔时对庄王太子傅所说的话。由此可见重诗之义。但这时诗与乐还未分。至孔子时则特别重教化作用,诗乐分家。《论语·阳货》篇说及“兴、观、群、怨”,又说读诗可事父事君,都是重诗的教化作用。虽亦说可多识草木之名,是关于知识方面的,但这点并不重要。孔子与学生讨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诗文中是说一个美貌女子的,孔子却说到“绘事后素”及“治国礼后”,完全断章取义了。后人解诗都如此,并以“温柔敦厚”为诗文评的标准。又,《论语·为政》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亦是重教化。孔子如此。至于孟子,他似乎比孔子进步。他对于诗,多注重全篇之意义,当然间亦有断章取义的。《孟子·万章上》说及诗:“以意逆志。”“逆”,迎合也。这是重全篇之意的,但后人弄错了,以为可以不管上下文,以诗是用于政教方面的这一个意念来解释诗,这就错了。《孟子·万章下》又说及“知人论世”的话,这一篇是讲尚友古人的。后人亦重诗之背景等。孟子的意思不错,但后人因为只重诗之作用而不理会其本义,用孟子的方法而过分,纯至穿凿附会,如《毛传》等就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就发展了《诗大序》的话:“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表示重歌辞,诗已离乐而重意义了。“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本来起初是重声音,嗟叹、永歌、舞蹈,后才形于言的。这里,他把诗歌发生的程序颠倒了。“正得失”言诗有讽谏作用。“经夫妇”、“动天地”等,本为乐的作用,但他把它完全归为诗了。可见其时诗已重意义,而且在传统之下,在环境之下,解释诗的人只重其政教之意义,重实用。《诗大序》大概是汉人作的。
        〔^*男女私情之作既非讽与颂,亦无修养作用,不是言志的诗。在赋诗流行时,因合乐而存在。诗乐分家、赋诗不行之后,这些诗便无存在之理由。但事实上还存在着。为了给这些诗找个存在的理由,乃有“陈诗观风”之说。这理由是在这类诗本身之外的。就其本身而论,指出这类诗的抒情作用:“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但这类诗的真正价值还不在抒情,而在表示风俗。(参看《诗言志辨·三·教诗明志》)〕
        诗是政教之工具,言志是言关于政教之“志”。以上三个传统(献诗陈志、赋诗言志、教诗明志)中,最有影响的是教诗明志。孔子是把经典普及的第一人,后之儒生就有解经之任务,他们都是教诗明志的,所以他们解诗就要把它解为与政教有关,如毛亨、毛苌的《毛诗传》,郑玄的《郑笺》。这观念更影响于后日之评诗者。对于作诗亦有影响。可见教诗明志之传统影响最大,深入人心。
        〔^*总之,“诗”字从“言”、“志”得义。“言志”之义必甚古,《尧典》、《左传》说的话可以说是从“诗”字的字义化出,是说明,也是评价。这里说的“言志”都指献诗之“志”,而不是指赋诗之“志”。孔子以诗论修养,孟子以诗论王道,都是借诗言志。诗乐不分时,先是献诗言志,次是赋诗言志。分家以后,先是借诗言志,次是志言对立,最后是以诗证史。抒情以诗的观念虽已出现,但不被人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