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消亡论”是由20年代苏联教育改革事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舒里金提出的。“学校消亡论”涉及到教育的本质、作用、内容、方法、组织形式以及劳动教育等一系列问题。这种理论认为,整个国家在向共产主义发展过渡的时期中,由一个政权管理机构逐渐转变为对她的人民群众具有重大教育作用的机构,国家的专政性质逐渐朝着教育性质转变,实质上即是国家逐步在“消亡”。而随着国家的“消亡”,专门行使教育职能的学校也一定会“消亡”,它的职能将由人们所生活、工作、劳动的一切场合和机构所代替。表面上看,“学校消亡论”也谈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社会环境、周围生活以及劳动与社会主义教育的关系及其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但是,这种理论却不符合唯物主义教育理论的根本原则,成为一种难以实现的“空谈”。它的要害就在于,首先它抹杀了学校的阶级实质,完全脱离当时苏联的现实情况,不去要求加强无产阶级学校在改造旧教育,培养新一代工作中的革命作用,反而要把刚刚建立起来的人民的学校看成可有可无的东西,把它溶化在生活之中,从而抽掉了对青年一代的集中的、有目的、有计划的起决定性教育作用的学校教育作为争夺青年一代的主要工具这一本质。其次,为了强调劳动的教育作用,盲目鼓吹学校教育由劳动代替、教室由工厂车间代替,这就把学校教育和生产劳动完全对立起来,从而难以给青年以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事实证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不断要求生产者掌握系统的、现代化的、精深的文化科学知识与技术,何况在当时,就是在现在,离开学校的系统教学也是不行的。“学校消亡论”的影响给人们带来如下的教训: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离开了一定时期的社会政治、社会生产发展状况,就会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造成左的冒进主义的空谈或右的保守主义的僵化,其结果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运用到实践上去则会导致极大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