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朝阳区某中学由于无论在课堂里设置多少监考教师,舞弊仍旧像瘟疫般地流行,校方被迫把考场转到生物实验室、电化教室,但传统的作弊手段受到扼制后,新的交流渠道迅速建立起来,无奈之下,校方将考场设在了礼堂。然而,不难想象,两百多名考生聚一堂,少年们机灵多变的想象力将会得到怎样的施展。考试的目的完全转换了——校方与考生不再去思考得分多少,而是在舞弊与反舞弊中取胜对方。
        为了争得第一,为了慈母能有宽慰的笑,为了躲避父亲的苛责,优等生们也加入了舞弊的行列。某重点中学优等生沈兰曾想“洁身自好”,可旁边的同学要问她呀!不回答,什么“沈兰小器、自私”之类的评价全来了。于是她索性有问必答。时间长了,总“输出”,不收入,看到别人作弊的成绩反而高出自己,觉得亏透了,也开始问别人了。
        中学生聪明而活跃,他们作弊的手段也隐蔽、巧妙而丰富。铅笔盒里的小纸条,“空白”草稿本的中页,都尽可以抄满公式。对往卷子上填abcd的“标准化考试”,他们有“标准化作弊”:左手支颌——a,左手抚额——b,……还有的“声东击西”:一个举手提问,夹七缠八,监考老师被问得昏头胀脑之际,另一位则安然抄书。体育考试也作弊。大部分中学长跑只能在胡同里进行,北京胡同九弯八道,一拐弯脱离老师的视线,作弊者尽可以大施其才。
        在一个和谐美满的教授之家,当教授为大学考场上一下抓出十来个作弊学生而痛心疾首时,独生女儿菁菁却坦然宣告,在大量作弊的中学生中,她也是其中之一。她说:“分数关系到三好,关系到名次,关系到高考推荐和保送。高考时推荐第一名,他若是作弊而得,你第二名岂非牺牲品?”
        监考教师们真是不能“发现”大量作弊吗?种种复杂的原因使多数教师“得抬手且抬手”。某理科班从来就没正经上过地理课,结业考试时临时拉了个地理老师,锁起门在黑板上抄答案,还嘱附:“悠着点儿,别全得满分。”
        片面追求升学率,官僚和科举式的学校管理制度,不但必然使教育走上空虚和极端形式化的道路,而且败坏人才,腐蚀人的灵魂,导致社会的道德沦丧和价值观念的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