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北京有250名大学生参加竞争20多个名额的民航乘务员职位,从报录比例看,比当时报考研究生踊跃得多。问他们为何抛弃本专业,学教育的回答“教育无学”,学历史的回答“历史无学”,学新闻的回答“新闻无学”……一个个说得理直气壮,也不管教育学家、历史学家、新闻系教授的面子是否持得住。
        那么,他们究竟怎样得出“××无学”的结论呢?
        除了教学内容陈旧、教育方法失当等原因之外,重要的还要从教育体系外部寻找原因。北师大教育系的王成直言不讳地道出了报考乘务员的心理:“待遇高,是我的主要考虑。”这种想法是很有代表性的,相当高比例的师范院校毕业生不愿从事教育工作,就是因为教师的社会待遇较低。社会待遇的高低,不单是物质收入的多寡问题,而且标志着社会对一定职业劳动贡献的承认。教育工作者的社会待遇低,不是反过来向人们暗示“教育价值低”、“教育无学”吗?
        即使大学生们不计较社会待遇的高低,但他们若立志做学问,必然要追求“成一家之言”,然而面对缺乏“不唯书”、“不唯上”的社会现实,大学生们感到“成一家之言”犹如镜花水月,可望而不可及,沮丧地宣称“××无学”,其心态不难体察。
        大学生按照社会无言的提示选择将来能够充分实现自我价值的职业是出于人的社会性,符合效益原则,无可厚非。如果说从社会长远利益考试是不可取的,那也应从社会自身找原因,单纯责备那些大学生是无用的。只有通过进一步改革,从根本上消除导致他们心理变态的社会因素,才是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