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如今是热门话题。虽然它的波及面及影响已远远超出教育界的范围,但由于出国者和即将出国者绝大多数是大学毕业生或研究生,而且出国者多是出去学习深造的,所以它首当其冲地影响着教育界。
        据统计,自1978年以来,我国出国留学生数量与年俱增。至1988年,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超过7万人。在一个问卷调查中,有73.96%的大学生明确表示自己想出国。有些在校研究生甚至不惜中途退学,换取早日出国的可能。许多出国人员,包括国家公派或单位选派的留学生、进修生学成后逾期不归,也给解决出国热问题增加了难度。黄辛白在1988年5月4日,对新华社记者发布谈话时公布1987年我国派出留学生数是4703人,回国数只有1605人。
        回顾历史,今天的出国留学热与孙中山、周恩来、邓小平或华罗庚、钱学森的时代有着极大的不同,前辈们追求的是救国救民的真理、治理贫穷落后的科学,而今天出国的动力更多的是个人原因。据调查,有64.63%的大学生想出国是为了深造、改善生活条件、提高社会地位。
        必须看到,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党和国家多次提出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作为重要任务来抓,并做了大量实际工作,但是,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主要表现在:
        第一、“脑体倒挂”现象依然存在。当今世界各国基本上是脑力劳动者的工资收入高于体力劳动者,而在我国情况则相反。据有关部门调查表明,北京市科技人员的工资在十二个行业中排行第九;1987年工资以外的奖金、津贴等收入,教育文化系统在十二个行业中倒数第一。如果与个体户、经商者相比,知识分子的工资收入则更少。难怪社会上流传着“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搞计算机的不如卖烧鸡的”顺口溜。
        第二、生活待遇低。知识分子住房困难,特别是广大中小学教师住房相当困难。不少青年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教师等房结婚或婚后无房,过着“同地分居”的生活。
        第三、工作、科研条件差。由于经济水平的限制,我国知识分子的工作、科研条件大多不够理想。科研设备短缺、落后,图书资料不全,科研经费缺少等现象普遍存在。
        第四、人才管理流动制度不健全。由于各方面的改革不配套,国家一再鼓励的人才合理流动实施起来极其困难。现存的劳动人事制度对学校、科研单位的人员编制卡得很死,多余的人流不走,极需的人才进不来,使得人才流动无法实现。
        出国热的持续升温是弊大于利的。在我们国家急需大批人才的今天,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流向国外,不能不令人忧心忡忡。不少有识之士忧虑,大批优秀专业人才的出走以及他们在国外的长期滞留,对于正在艰难条件下进行“四化”大业的祖国来说,是很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