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围绕着自然科学要不要系统的基础理论学曾展开一场关涉到教育的根本问题的大论战。
        1972年,周恩来总理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对抓好基础理论研究,加强基础理论课教学、搞好理科教育改革,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等,做了重要的指示和工作部署。“四人帮”一伙却从“两个估计”出发,从否定十七年的教育,企图占领教育这块根据地的政治需要出发;打着批判理论脱离实际的旗号,竭力鼓吹基础理论“取消论”,企图扼杀和否定基础理论;并以批判周培源写的一篇关于要加强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的文章为名,叫嚣要揪“后台”,把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总理。
        所谓基础理论“取消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无用论”,认为基础理论是一些“无用的本本”,是些“一点也不与生产实践沾边的东西”,谁要提加强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谁“就是搞理论脱离实际”;二是“代替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自然、科学最基础的理论”,谁不同意这一点,谁就是“最不懂马克思主义”。这两点说的都是同一个意思,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应该取消。
        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究竟有没有用,是一个常识问题,本是不需要论证的。“取消论”者采取的是别有用心地把基础理论研究工作中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脱离实际”和工作中脱离实际的倾向以及基础理论的抽象程度较高、概括性较大的自身特点混为一谈,十分荒谬地给基础理论本身扣上“脱离实际”,“无用”的帽子,根本否定实践上升到理论的必要性,根本否定基础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对国民经济,国防建设的现代化的巨大意义,宣扬反马克思主义的经验主义,对强调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当作“走三脱离的老路”,搞“复辟”,搞“回潮”而加以批判。在这种批“基础风”、“理论风”,取消基础理论的影响下,许多综合大学取消了基础理论课,有的科研单位,大砍理论课题、解散理论研究室,设备入库,经费冻结,人员调离,实验室封闭,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人员不是改行就是无所事事。在中学教育中,一度出现学工代替数理化,学农代替生物、生理、植物,化学等课程的倾向。与此同时,又大肆吹捧“反潮流”的白卷“英雄”,诱骗青年学生向张铁生看齐,充当政治上的打手。谁要学习基础理论,钻研数理化,谁就是“白专道路”,“是五分加绵羊的修正主义苗子”,是“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等。这种“取消论”的观点在本质上是俄国“无产阶级文化派”,否定一切文化遗产,要“彻底批判和与之彻底决裂”的腔调的翻版。
        再者,所谓“代替论”也是一个十分荒谬的论断。不仅一笔勾销了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也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建立在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同生产实践、科学实验和科学研究考察结合起来,才能对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发挥其巨大的指导作用。“取消论”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教条,似乎只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背熟弄通,一切自然科学的理论问题便可以解决了。这种观点导致了“文革”中某些基础理论研究的畸形,有些人果然想不做任何艰苦的科学实验而只凭空洞的哲学思辨便可在自然科学中创造奇迹:推翻狭义相对论(“文革”中就曾经有人批判过狭义相对论)、牛顿定律和热学定律、重复前人的错误而妄想制成永动机等等。而事不成则怀疑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这正是基础理论“代替论”所造成的恶果。
        更为重要的是“取消论”本身是为否定十七年教育、为“四人帮”企图控制教育这块阵地而服务的,是其“阴谋教育”的组成部分。其对教育、特别是基础理论教育造成的灾难是相当深重的。科学的发展是永远离不开基础理论的积累和开拓的,没有坚实的基础理论,应用科学只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