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夏天,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接受编写《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话》一书的编写任务,这是该系“文革”开始以后第一次写书任务,系党组织十分重视,派了六位教师组成编写组,其中有一位老教师、三位党员教师,另两位是解放后培养出来的、平时工作表现很好的教师。编写组的同志为了写好这本书、多次到工厂、码头、农村征求意见。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写出了一部基础比较好的十二万字初稿。正在这时,专门“总结”所谓“业务领域阶级斗争新的典型事例”的工作组来上海师大蹲点,提出“业务领域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地”,对知识分子“保留批判权”,于是很快就向这个编写组开刀。
        工作组采取牵强附会,断章取义的办法,对“初稿”任意上纲上线。他们根本不做调查研究,甚至没有翻完初稿,就断章取义地摘出前面章节的一两句话大做文章。连“日本是我国邻邦”这句开头话也成了一个罪状。工作组秉承“两个估计”的旨意,蛮横地先下结论说:“第一句话就错了,那问题还会少?”于是一顶顶帽子、一根根棍子,横飞而来。初稿揭示分析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原因,工作组说是“贩卖法西斯‘生存空间’论”;初稿揭露日军的“三光”政策,工作组说这是“传播‘战争恐怖’论”;初稿歌颂杨靖宇烈士可歌可泣的抗日斗争事迹,工作组说这是“散布‘革命苦难’论”;有的章节写得比较生动,工作组就说这是知识分子“自我表现”,是“斯坦尼主义”;甚至初稿中引用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词,也被安上一顶“贩卖‘国防文学’”的大帽子。直是欲加之罪,不患无辞。一时间,大字报从东墙贴到西墙,批判会从全系开到全校。为了对付六个人的写作小组,竟然大动干戈、一下开进一、二十人进历史系,轮番“进驻”,越批越离奇、越批越荒唐。一位老教师工作积极,即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政”;一位党员组长注意团结同志,被说成是“搞投降主义”;编书要翻阅资料,被说成是“钻故纸堆”;工作室在二楼,就是“高高在上”、“关在高楼深院编书。”这样批了几个月还不休,后来还在全校、全上海市有关教育工作的会议,一再作为“经验”介绍。“文革”中上海市的大学教育革命“经验”集中也作为典型事例收录进去,《文汇报》也一再加以报道、宣传,对全国高校抓“业务领域阶级斗争新的典型事例”起了“示范”的作用,影响很坏,直到1973年十月,上海师大还把这个事例作为新生入学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两个估计”的流毒教育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