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超豪本是复旦大学解放后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是当时全国知名的又红又专的典型,党员知识分子,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在业务上也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在基础数掌理论研究和数学教学上颇有建树,曾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接见。1960年的教改时,考虑到“如何改变我国数学过去的落后面貌,以适应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迅速赶上并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任务”,复旦在学以谷超豪为主,设计提出了以实现课程现代化为中心的“关于综合大学教学专业课程革新的建议”,受到了国务院的重视、谷超豪还被邀参加了当时的全国文教群英会。“谷超豪道路”成了又红又专道路的典型。
        但是,在“文革”中,复旦大学却错误地对“谷超豪道路”进行批判。谷超豪本人被打成是“一只走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带头羊”,“修正主义的精神贵族”,“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勃列日涅夫式的人物”,他在党的教育培养下的成长道路也变成了“资产阶级的白专道路”,“党员专家的精神贵族道路”。这就把一大批政治上忠于党,业务上有成绩,工作上勤勤恳恳的知识分子全都划入“谷超豪道路”,属于彻底扫荡之列了,将一大批十七年教育培养的骨干教师和知识分子统统一棍子打死。
        批判“谷超豪道路”显然不仅仅是针对谷超豪一个人的,而是针对着十七年的教育而来的,是“文革”中“两个估计”的延伸和演化。批判“谷超豪道路”就是要借以全盘否定十七年、全盘否定十七年培养的知识分子,肯定十七年教育的“黑线专政”论。按照这一逻辑,不仅谷超豪本人一下子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而且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大学毕业生,党员知识分子也都成了“挖社会主义墙脚”的“修正主义苗子”了。对“谷超豪道路”的批判,在“文革”中成为“两个估计”的组成部分,它完全堵死了知识分子从事业务工作的可能性,连又红又专,红上加专都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