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因原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九团政治处的三个知识青年(王文尧、恩亚立、刑卓)对《人民日报》发表的《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提出了不同意见(署名“王亚卓”)而被打成“反革命复辟势力”,导致围剿迫害,并从而导致了全国教育战线的“反复辟回潮”运动的恶性发展的事件。
        1971年起,在“两个估计”的基本思想指导下,十七年的教育被全盘否定,知识分子都被看成“资产阶级分子”,教育领域是“右倾复辟势力泛滥成灾”。为了推行“两个估计”,先后抛出了张铁生的“反潮流”“英雄”,又利用《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作为反复辟势力的“典型”。
        1974年,《人民日报》发表《一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王亚卓三人看了后十分气愤,联系到“文革”以来,学校应有的秩序和纪律受到破坏,老师教文化,抓教育有罪,学生以不读书和反老师为荣,是非颠倒,香臭不分,搅得教育事业乌烟瘴气的现实,决定给这个小学生写封信,帮助她认识真相。1974年1月14日,他们给那位小学生写了一封信,信中的主要内容有:“看了报纸上你的信和日记,我想了许多问题,归根一点,对于你的信和日记中所反映的问题,觉得未免有些逼人太甚!”“老师和学生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老师不能把学生当敌人,那么学生就能把老师当敌人吗?”“你的信和日记,细分析起来,很多地方不通情理,关键是矛头指错了。”“请设身处地地为老师们想想吧。他们大多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为培养革命后代努力地工作着。”“他们多么希望同学们满腔热忱地协助搞好工作啊!他们欢迎的是诚心者,不是‘造反派’,不是师长式的学生。”全信基本上是摆事实、讲道理的。那个小学生在回信中也说这封信“对我是有教益的”,“有许多问题我还要很好地学习。”
        这个小学生的父亲把王亚卓的信复写了两份直接寄给了迟群,就成了进一步“反复辟回潮”的政治把柄了。迟群批示道:“有反革命,还要革命”,“完全是反革命复辟势力的语言”。这样一批,事情就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了。接着又由他们制造了一封《一个小学生的公开信》,以那个小学生回信的方式,大唱反复辟的高调,这封公开信,经江青、张春桥批示。在报纸的头版,不以《复王亚卓同志》为题,而改为《复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同志》的标题公开发表,企图把反复辟回潮的风刮进部队中去。
        这封《公开信》一反那个小学生本人回信中愿“很好学习”的表示,一下子把王亚卓的信批为“资产阶级老爷的悲哀嚎叫”,是“别有用心”,“是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语言”,是“把师生引向分裂”,把教育“革命”引向“资本主义复辟的邪路”。《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还说这是“教育战线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社会上各种舆论工具同时都把焦点对在了这件事情上,发动了一场“反复辟回潮”的舆论大讨伐。据不完全统计,一个多月时间内,仅中央和省市级地方报纸上就发表了近百篇批判文章。
        随着那个小学生的公开信的发表,也开始了对王亚卓三个人的政治迫害。《公开信》广播的第二天,专门处理“王亚卓事件”的工作组就开进十九团,并做出了“发动群众,掀起批判王亚卓右倾思潮的高潮”的决定。把王亚卓定性为“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急先锋”。”批林批孔联系实际就是批王亚卓”。认为“王亚卓事件”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攻击新生事物,”是“把矛头对准党中央、毛主席”,是要“复礼”,“复辟”,“复旧”。这种批判的调子显然是在往“两个估计”的理论圈子上套。是想把“王亚卓事件”作为“两个估计”的理论典型。
        对“王亚卓事件”的批判,导致了全国批林批孔,反复辟回潮运动的恶性发展,使“文革”中1971年左右以来教育战线刚刚有的一点松动和活气又揠然息声,万马齐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