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来社去”本是江西共大提出来的一种高等农业院校的招生和分配制度,其初意是想加强农业院校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后在“文革”中作为普遍经验而在全国高校一度推广。“社来社去”作为一种做法,本可以在某些方面起到理论联系实际、学有所用的作用,但作为高校普遍的招生分配制度,却有着明显的弊病和片面性。它不能保证高校的招生质量,也从而不能保证高校的教学质量,“社去”也并不能使学真有所用,适销对路,专业对口。特别是非农业专业以及高科技和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社去”是根本没有用武之地的,同时“社来社去”的招生分配制度失去客观标准,也助长了社会上的不正之风。
        “文革”中、朝阳农学院把“社来社去”发展成了“社来官去”,成为他们办“斗走资派专业”的具体招生分配措施。进一步完善了“四人帮”的办“政治大学”的办学体制。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四人帮”控制朝农的人说:“我们这个时代是新旧交替,将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要从国家培养”。因此,“要把朝农变成自己的干部学校,政治大学”。这把他们“社来官去”的“战略性”说得一清二楚。他们就是想用这所“政治大学”,培养他们“自己的干部”,甚至要培养“将来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要“放虎归山”。在所谓的“朝农现场会”上,他们当场把一个自己报名要当大队支部书记的人封为一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并兼任地区工作队队长,同时还公开煽动说“有多少学生要当大队书记,报名”。这个伸手要官当的人,回到大队,一年就撤换生产队长三十五人,一次就整掉大队干部六人,并建立了以他为首的自称“儿童团”的小班子。把有多年领导农业生产经验的党干部统统赶下台去。“四人帮”一伙对于这样的“官”,看在眼里、喜在心头,认为农村缺的就是这样的大学生,否则农村就只有“民主派”掌权。后来朝农在反复总结“社来官去”的经验基础上,又提出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办法,想集中从一些公社多招一些学生,毕业后回去从公社到生产队“配套”夺权,妄图“形成一股势力”,“真正成为一个体系”。也就是要通过这种招生分配制度,形成一股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帮派势力,要“总把新桃换旧符。”为了不断巩固和发展他们的这个“势力”和“体系”,在“社来官去”上还加上了一条“结业不毕业、负责到底”的“紧箍咒”措施、对已毕业的学生加以控制。对于重点单位还派人去蹲点,发展其帮派势力,严重干扰和破坏了这些社队的党组织的正常工作和领导。这种做法遭到了基层党组织的普遍反对和抵制。许多基层干部尖锐地指出:这是在搞第二次土改,倒过来整我们。事实证明,“社来社去”到“社来官去”的做法不是什么教育改革、而是教育的退步、是打着教改旗号的“阴谋教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