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以来,清华大学师生对“两个估计”全盘否定十七年教育的巨大成就的做法一直强烈不满,对“四人帮”一伙破坏教育的奇谈怪论和胡作非为也都有所议论、有所抵制。1972年,周恩来总理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着手解决教育战线的混乱状况,作出了加强基础理论,提高教学质量、改进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等一系重要指示。学校师生受到极大鼓舞,而“四人帮”一伙却攻击这是“右倾思潮”,“资产阶级压力”,拒不传达。学校师生冲破重重阻挠,根据周恩来问题的指示精神,开设了六个研究班,加强了基础理论的教学,恢复和整顿了教研室,教学、科研开始出现新的气象。并对“四人帮”一伙全盘否定十七年、摧残和破坏教育和科研事业的罪恶行径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意见。
        1973年“十大”以后,迟群一伙秉承“四人帮”的旨意,开始了大规模的反攻俐算和迫害。他们趁贯彻“十大”精神之风,竭力鼓吹“右倾复辟势力”“象潮水一样向我们涌来”,“资产阶级拿起(业务)武器向我们进攻”。狂叫“两个估计”最本质地揭示了教育战线上的十七年和知识分子队伍的问题”,“是制定教育革命一系列方针、措施的重要前提”,“否定两个估计,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党的基本路线”,“从根本上取消教育革命”,就是“复辟”、“回潮”。并且对周恩来总理进行影射攻击。周恩来说“十七年红线照耀”,迟群一伙却说十七年“路线错了,一切全错”;周恩来指示招生要两条腿走路,迟群一伙就攻击这是“复辟十七年招生制度”,“否定七·二一道路”,“对工农兵实行管、卡、压”;周恩来指示加强基础理论,提高教学质量,迟群一伙就攻击说这是“刮理论风”,“走老路”,并说“理论风什么时候刮起来,什么时候就要复辟。”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起草、经过周恩来总理批示修改的《关于加强理论研究座谈会纪要》被迟群一伙诬蔑为“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并说清华大学开设的研究班是“黑藤上的黑瓜”、“黑样板”、“培养精神贵族”。
        这次“反复辟回潮运动”给清华大学造成了难以估计的灾难性的恶果。首先是严重打击了广大师生的教学积极性和对教育的情感,报其严重的践踏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广大师生员工欲干不能,欲罢不忍,积极性被摧残殆尽,思想上、情感上、精神上都受到极大的伤害,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混乱。从“反复辟回潮”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教师们一直受压、抑、受打击。你讲课,就是“资产阶级又复辟了,”你搞科研,就是“你的传统节目,想露一手。”1975年,有些教研组还被当作“土围子”来整。广大教师的处境是“动辄得咎,啼笑皆非,无一是处,不知所措”。其次,学校的正常人际关系和秩序遭到了严重破坏。在“反复辟回潮”运动中,迟群一伙人蒙敝一些人开进教研组和科研组去夺权、斗教师、斗不满他们的一般群众。搞得党内党外、上上下下、不得安定。党群之间、干群之间、师生之间、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互相猜疑、互不信任,关系非常紧张。在“反复辟回潮”运动中,学校的教学、科研、生产、生活后勤等各方面的工作,都受到严重的摧残,教育质量急剧下降。1972—1973三年制定的教学计划被目为“复辟的产物”,停止执行,学员的半年文化补习时间被取消,学员从一年级起都被“轰出去”“开门办学。”。这场运动以后,全校再也拿不出一份象样的教学计划。学校在“上阶级斗争主课”、“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口号下,教学时间,尤其是基础理论教学受到肆意冲击。1974年入学的七个系的学员班,整个一年级期间,业务理论课教学时间保证得最好的班也只占全学年的百分之四十五,有的班只占百分之二十。基础课教研组被打散,教师下放到专业,出现了“人自为战”、“办班大学”的混乱局面。从此,清华大学能进行“正常”教学的只有一个“抓右派”、“反回潮”,“揪走资派”的专业了。在科学研究工作方面,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精神筹划的一些理论研究课题,统统被砍掉。以后,全校再也没有上过一次重大科研课题。科研队伍被整得七零八落,科研编制大幅度下降。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搞科研的还不到全校教师总数的百分之十(“文革”前为百分之三十)。科学研究根本拿不出什么重大成就。实验室和实验设备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到“文革”结束时,全校五十八个实验室中,只有六个可用,有二十一个要重建。许多实验室的仪器、设备、资料等大量散失,损坏。
        历史已经证明,所谓“反复辟回潮”运动是“文革”中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是“四人帮”一伙推行其反革命的政治纲领、实行政治篡权的组成部分,是为推行其“两个估计”而制造的政治冤案。这一严重的政治事件,不仅给清华大学造成了一场浩劫,而且流毒全国,影响很坏,后果极为严重。就在清华的“运动”之后,全国到处掀起一股揪“资产阶级复辟势力代表人物”、反“右倾回潮”的妖风,教育战线被搞得乌烟瘴气,一度振兴回升起来的教育形势被这一运动重新压了下去,直到“文革”结束,就再也没有透露过一线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