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是“文化大革命”中危害高教、危害整个国家教育事业的极其反动的口号。
        “上、管、改”的口号,本是1970年春天,清华大学工人班学员自发提出来的。他们提出“我们上大学,还要管大学,象工宣队那样改造大学”这个提法,在当时也朴素地表达了工人学员对教育的一些看法,想搞好教育的一些热情。但是,这句话有着明显的片面性,既忽视了党的领导作用,也忽视了教育事业发展的自身规律。“四人帮”一伙出于反革命的政治目的,认为这句话可以为其鼓吹的教育战线的“黑线专政”论服务,立即将它接过来,加入了别有用心的内容而加以利用,纳入了其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轨道。
        “上、管、改”口号的反动性,就在于它打着“教育革命”的旗号,假借工农兵学员的名义,利用工农兵学员参加教育革命的积极性,来诱骗和煽动工农兵学员把学校搞乱。因此,随着“四人帮”的政治活动的日益加剧,“上、管、改”的政治内容也愈加反动。
        1971年,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高等学校普遍恢复召生,这对“四人帮”一伙企图以教育为缺口实施其政治篡夺目的造成了直接的威胁。他们在抛出“两个估计”的同时,大肆鼓吹“上、管、改”,把“两个估计”作为他们乱校反党,篡夺政治权力的理论根据,把“上、管、改”作为在“两个估计”的前提下与之配套的,篡夺学校领导权的实际措施。张春桥说,工农兵上大学是进了“豺狼虎豹之口”,要“自己管理自己”,不然,“就要被吃掉”,恶毒地挑动学生反对党委的领导。迟群说:“要注意把学生工作做好,利用这股力量,别让人家过去整你。”名为“重视”工农兵学员、实为“利用”他们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1973年“四人帮”从教育领域入手,发动了一场所谓“反回潮”、“反复旧”、“反复辟”的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这时,“上、管、改“就成了他们打击教育战线广大干部、搞垮教师队伍的行动口号。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一伙又大刮“批周公”、“批大儒”的妖风。与此同时,他们疯狂扇动学生行使所谓“上、管、改”权力,到处揪“复辟派、”“孔老二”,企图搞乱学校、搞垮党委领导,在乱中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
        1976年,“四人帮”加紧其政治步伐,公开抛出了“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上、管、改”成了批“民主派”,揪“走资派”的措施。
        “四人帮”一伙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不断深化其“上、管、改”,其要害就在于通过“管大学”篡夺教育的领导权,在教育战线上建立“四人帮”的“帮”统治,进而把教育作为他们政治篡权的战略据点。在各大学里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上、管、改委员会”、“上、管、改领导小组”等,实际上凌驾于学校党委之上、名为“管大学”,实为取消党的领导。使一些学校无政府主义盛行,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受到严重削弱,学校领导横遭迫害,学校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其次,“四人帮”利用“上、管、改”的口号,对广大教师肆意打击和迫害,把广大教师辱骂为“臭老九”、“资产阶级世袭领地的王公贵族”把教师当作“苍蝇”去轰,当作水中的“皮球”去压,当作“专政对象”去“管”,制造师生对立,宣扬对老师这些“臭老九”,“一管,就当尖兵;不管,就当俘虏”,甚至把教师分散在学生的组织中进行管理。再次,“管”是为“改”服务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从根本上改造大学。“把现在的大学搞得越不象样,这才是真正的大学”。张春桥公开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迟群则说:“我们的大学就是培养造反派”,“个个都象张铁生就好了,”“闹它个天翻地覆。”他们要把所有的大学都办成“政治大学”,只办一个“敢于造走资派反的专业”,要把大学办成积极推行“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的训练班。他们的大学,“历史、政教、中文、新闻、法律都可以不办”,要“砸烂”大学文科,“把文科办成写作组”。学政治的要去研究“民主派”变为“走资派”的“必然规律”;学经济学的要专门研究产生“走资派”的“经济基础”;学文学的要专搞“同走资派作斗争”的文艺;学历史的要专搞“影射史学”。而科学技术不在他们的大学里。他们说:“宁可少学一些,也不要红色工程师”,“学知识就会从上、管、改的战斗岗位上退下来”,“知识到手,人被夺走。”只要能造反,即使科学技术一窍不通也“可以打九十九分。”在他们这种“改”的精神指导下,学校转变学生的思想工作成了毒害青年学生的政治教唆手段;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学习和基本技能的训练被作为“培植精神贵族的温床”而取消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被实用主义教育的“战斗任务带学科”、“结合典型工程进行教学”等所代替,严重地破坏了教学改革和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使整个教育开了历史的倒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