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东纺织工学院三十名劳动模范上学前后的调查》是“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在炮制“两个估计”时捏造出来的材料。1971年“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在全教会上首先发难,叫嚣“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为炮制“两个估计”大造舆论。他们的谬论遭到了与会同志的强烈反对。“四人帮”为了摆脱困境、遂指鹿为马,强词夺理,指定印发了上海的两份材料,作为会议的“学习参考资料”,《关于华东纺织工学院三十名劳动模范上学前后的调查》就是其中的一份。这份材料,对于“两个估计”的形成,起了“事实根据”的作用。
        这个“调查”是在张春桥的直接授意下,避开上海纺织工学院党委而暗中搞的,在一九六九年到1971年长达两年之久的时间内数易其稿。“调查”对1958年以来,在华东纺织工学院学习过的劳动模范作了歪典实事的“基本分析”后,得出了四点结论:一、教育战线的领导权不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而落到了所谓叛徒、特务和走资派手里;二、在大学中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修正主义占了统治地位;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统治了大学;四、在大学的修正主义大染缺里滚煮了四、五年的劳动模范,是“红的进来黑的出去”,被培养成了“精神贵族”。这份“调查”还不顾事实,把三十名劳动模范编造成所谓“三类人”。胡说什么“政治上、思想上已经变了,……争名利地位的个人主义者“有六名;“普普通通,无所作为,靠一点三老(老名气、老资本、老照顾)过日子,”“意志消沉”的有十二名;余下的,他们认为是经过再教育才能变好的。调查还无中生有,说郝建秀在读了大学后去实习,远不如从前,也不如一般女工会操作了。“本来都掌握了比较先进的技术,而进大学后所学的却是那些古老、烦琐和庞杂的东西,即使融合贯通门门优,也落后一大截。”这些劳动模范在大学里学习,反而“路线斗争觉悟低,”“滑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了”。
        事实上,1958年以来进华纺学习过的三十名劳动模范,绝大多数出身于工人家庭,不少人解放前为生活所迫,十一、二岁就进厂做“养成工”。解放以后,新中国把他们培养成了劳动模范,上了大学。三十名劳动模范中,有十名是全国劳动模范,八名是省、市级劳动模范。有二十六名是共产党员,四名是共青团员。他们带着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肩负工人阶级的重托来上大学、学习的目也是很明确的,绝大多数人在以后的工作中都做出了优异成绩。到1977年,其中有些同志已分别担任省、局、公司、厂、车间等领导职务,有些则担任工厂技术部门的负责人或成为业务骨干。他们运用在大学学到的理论知识,积极参加技术革新和改造的实践,都做出了优异成绩。例如“调查”重点诬陷的郝建秀同志,早在1951年就创造了著名的“郝建秀工作法”,曾多次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在大学期间她学习也很刻苦,认真钻研。毕业后,她运用在大学学到的理论,和工人一起,又创造了先进的“清花工作法。”另一个被“调查”诬陷的上海市劳模相凤祁同志,从大学毕业后,运用她所学到的理论知识、充分发挥技术骨干作用,在工作中也作出了优异成绩,还出国参加过技术交流,后来担任了上海市纺织工业局化纤公司的领导职务。
        为了论证所谓“黑线专政”,“调查”还对华纺的领导和教师进行了“定性分析”,认为学校领导”包庇和重用反动学术权威,让他们占领讲台耀武扬威,行实资产阶级专政。”恶毒诬蔑“曾给三十名劳动模范讲过课的、大都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分子。”认为那些教师是腐蚀劳动模范的“教唆犯”。
        “四人帮”一伙在三十名劳动模范身上大做文章的根本政治目的,就是妄图从教育打开缺口,从教育的“黑线专政”论证政治上的黑线专政,从而为其批“走资派”,篡党夺权制造根据、张春桥就曾说:“抓住了教育的根本问题,也就是全国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