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典型工程进行教学”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极度夸张的实用主义教育学原则。它起源于联系实际工程进行教学的主张,本是同济大学1967年在总结1958年真枪真刀搞设计的做法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意在加强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后来,同济大学又根据几位实践经丰富而文化程度较低的老工人的特殊情况,组织他们先搞工程设计,结合学习理论,并试办过老工人班。这些做法当时都有一些成绩。但这一做法被“四人帮”所利用,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自1970年至1972年,周恩来总理根据当时的情况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对高等学校加强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多次作了重要指示。1972年春,周培源根据这些精神、应约给《人民日报》写了一篇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的文章,以期引起重视。“四人帮”立即对周培源同志的文章大摆围剿阵,刮起反对学习和研究基础理论的妖风,借题发挥,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并布置“座谈会”,要求同济大学党委总结“结合典型工程进行教学”的“经验”。同济大学党委在总结时深深感到“结合典型工程进行教学”有实用主义倾向,严重地削弱了基础理论的学习,提出了不同意见。“四人帮”一伙却更是变本加励,张春桥当时给上海一家报纸下达黑指示说:“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的后台有多大多硬,就是要批。”在上海的另一个“四人帮”余党在召集同济、复旦两校负责人开会时也赤裸裸地说:“有些人讲基础理论差,有些党员也这样讲,周培源的文章也同意,有人说是有来头的,有什么来头?无非是总理讲的,你们可以写文章。”
        为了给“结合典型工程进行教学”的“经验”制造“根据”,“四人帮”一伙不惜采取弄虚作假的卑劣手段,炮制了一份所谓《“五、七”公社老工人班教学情况的调查报告》。这个“报告”打着“理论与实际的统一”的幌子,宣扬“实践唯一”、“典型工程万能。”歪曲事实真相,说什么“连小数点也搬不动”的老工人学员,通过早做典型工程设计,不但学会了工程设计,而且也学好了大学的基础理论。并以此鼓吹搞工程设计“老工人能早、青年人更能早;文化低的能早、文化高的更能早。”大肆宣扬这个“经验”具有“普遍意义”,强行在全同济及外校推广。实际上这根本不是什么“经验”,完全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人类普遍的认识法则的歪曲和背叛。这种所谓“早”的实际做法是,学员刚入学,就要求他们每周在工地劳动三天,加上一天政治学习,半天外语、体育教学,每周只有一天半的时间学习初等数学和房屋建筑基本知识。这样一学期后,就要求学员搞典型工程设计。这时,学员连起码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计算技能都没有很好掌握,只好跟着老师“照猫画虎”,照老师的“示范图”抄,照书本的公式套,根本不知道所以然,更谈不上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学习。由于要适应典型工程的需要,对有些基础课和专业课程的内容,不得不违反由浅入深的原则。不讲又不行,讲又讲不清。学生囫囵吞枣,无法消化、事倍功半,得不偿失。“四人帮”一伙出于其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在大反所谓“基本风”、“理论风”时,还拼命鼓吹结合典型工程综写综合性教材是教材体系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只是将各门学科的有关内容分别拆散,围绕具体工程,按照设计施工的顺序加以编排。基础理论的连贯性和系统性完全被打乱了。结果是学科的内在联系被割裂、必要的内容被砍削、造成概念不清,难易颠倒,学生学了以后稀里糊涂。为了适应“结合典型工程进行教学”的需要,按学科建立的教研室也被统统砍光,改为“包乘组”,将几个基础课教师和专业课教师混编成一组,负责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全部教学任务,结果也大大影响了教学和科研、生产的真实的结合。
        “四人帮”一伙出于其政治目的,利用“结合典型工程进行教学”作为“炮弹”大反所谓“基础理论风”攻击周恩来总理,并以此作为“教育革命”的大方向,大搞实用主义的教育,对高等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和极大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