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1月,《北京日报》社先后收到一个小学生的两封来信。报社便到学校了解情况,并收集整理了这个小学生的日记,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在报社内部刊物上登了出来。这是北京中关村一小五年级二班的一个学生,她在听了红卫兵节目报道的兰州14中学红卫兵帮助老师的事迹后,受到启发,随后给班主任老师写了三篇日记提意见。如她在9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教鞭是让你来教学,而不是让你用来打同学脑袋的。我觉得你对学生严厉批评很多,耐心帮助较少,拍桌子,瞪眼睛,能解决思想问题吗?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点”。这个小学生的信和日记,主要反映了她同班主任老师之间一些矛盾和不同看法,纯属师生之间正常的思想认识上的分歧,根本谈不上什么“师道尊严”和“反潮流”。“四人帮”却利用这个小学生的信和日记摘抄,大作文章,声称“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大事”,责令《教育革命通讯》连夜赶写“编者按”,发表《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北京日报》、《人民日报》也先后都加以“编者按”发表了这个材料。顿时,在全国教育界掀起一股反对所谓“师道尊严”的浪潮,给教育战线特别是中小学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一时无政府主义更加泛滥,一些学生以不读书为荣,以为破坏纪律、反对老师就是反潮流,学校门窗被砸坏,师生对立加剧,教师遭到严重冲击。对此持不同意见的同志,竟被污蔑为“反革命复辟势力”。如,原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九团政治处的三名知识青年署名“王亚卓”(王文尧、恩亚立、邢卓),于1974年1月14日,给那个小学生写了封信,摆事实,讲道理,对那个小学生满腔热情地进行了批评和帮助,认为她不应把矛头对准老师,要善于识别潮流,要注意现在有干扰教育革命的逆流。王亚卓的这封信被“四人帮”说成“完全是反革命复辟势力的语言”。这三位知识青年随即在原单位遭批斗,被送去劳动改造,家属也受到株连。这就是当时闻名全国的“王亚卓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