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2年下半年起到1974年底,“四人帮”利用教育这个阵地,借口“反回潮”、“反复辟”,搞什么“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妄图把教育领域中的“异己力量”铲除干净,将学校变成他们反党夺权的工具。1973年间,他们精心炮制了“一份答卷”和一个“谈话记录”的骗局。
        “一份答卷”。1973年6月30日,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生产队长张铁生在参加高等学校文化考试时,不答卷,却在物理、化学试卷背面,写了一封不赞成文化考核的信。当时的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得知这一情况后,将原信作了删改,指令《辽宁日报》于7月19日加了题为“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的按语发表,在按语中说,张铁生“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招生的路线,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此后,《人民日报》和各地报刊均予转载,把搞“文化考查”说成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一时,《答卷》成了所谓反潮流的“代表作”,《答卷》作者也被吹捧为所谓反潮流的“英雄”。江青大肆宣扬张铁生“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在全国树立了一个交白卷的样板,刮起了否定文化学习的歪风。
        一个“谈话记录”。在辽宁首先抛出“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之后,上海立即响应,于1973年10月,骤然间开动了全部宣传机器,开始了一场批判“智育第一”为中心内容的“谈话记录”的“讨论”。这个“谈话记录”是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一个学员写的,说“智育第一”的压力使她“发闷”。“四人帮”利用这个“谈话记录”,宣扬“和资产阶级习惯势力作斗争是长期、艰巨的任务”、“不仅对师大适用,对上海其他大学也适用:不仅对上海的大学适用,对中小学也适用;不仅对教育战线适用,对其他如文艺、出版、新闻、体育、卫生等上层建筑、思想文化领域都有普遍意义和现实意义”。在教育战线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弄得学生读书无理,教师上课有罪;学校教学没计划,学生毕业不考核;教师布置作业是“智育第一”抬头,课堂讲授就是“满堂灌”。他们利用“谈话记录”,真正的目的是要借此批判“习惯势力”,将周恩来和中央一批领导人打成“复辟回潮”势力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