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两个估计”就是: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两个估计”是“四人帮”一伙在1971年4月至7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炮制出来的。长期以来,“两个估计”成为套在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广大教师身上的精神枷锁,危害严重,流毒深广,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后果。“四人帮”是怎么炮制出这“两个估计”的呢?
        “两个估计”是“四人帮”一伙蓄谋已久的产物。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张春桥、姚文元就伙同林彪、江青,大肆攻击教育战线,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的成就,竭力丑化、打击知识分子。1969年6月,张春桥、姚文元就在上海组织人马,炮制了一个《上海市中、小学教育革命纲要》。《纲要》中说:“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局面,使上海市中、小学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伙人还宣称:“我们这条战线上,刘少奇反革命修正路线在文化革命前,自始至终占着统治地位”。上述言论,实际上就是炮制“两个估计”的“指导思想”。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四人帮”一伙千方百计篡夺这次会议的领导权。他们一方面把“四人帮”的干将、亲信拼命塞进去参加会议,另一方面又竭力排斥原教育战线的同志。在出席会议的631名代表中,“文革”前搞过教育工作,包括沾过教育战线边的,仅占三分之一。这样,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都不熟悉“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工作情况。但尽管如此,会议的许多代表仍然提出,十七年教育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应该肯定毛主席的革命战线在教育战线占主导地位。“四人帮”一伙对此大为恼火,对坚持正确意见的代表扣帽子、打棍子,竭力压制这些同志。迟群诬蔑这些同志“立场、感情、态度有问题”,质问这些同志“到底是哪条路线上的人”,叫嚷“这样的人若不转变,能否继续参加会议,值得研究”。他们用所谓“大批判开路”,把片面搜集到的诬蔑十七年教育战线的材料抛出来,大造舆论。在“四人帮”一伙把持下,这次会议造成了一个对十七年、对知识分子只许说坏话、不许说一句公道话的局面。
        在这祥的情况下,“四人帮”经过密谋策划,由迟群挂帅起草,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定稿,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正式抛出了所谓“两个估计”。自此以后,“两个估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了“四人帮”一伙打击压制教育工作者和广大知识分子的两根大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