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目的是为各校树立一个恢复招生的样板。《报告》中对培养目标、学制、学习内容、学生条件、招生办法、分配原则、学生待遇等都作了具体规定。此后,有条件招生的一些高等学校便照此《报告》的意见进行招生工作,自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断了的招生工作,终于恢复。
        在恢复正式招生工作之前,清华大学已自1969年3月起,按照“七·二一”指示先后招收了近600名“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举办了各种专业的试点班。为了用“典型”来推动所谓“教育革命”,树立一个新的办学样板,张春桥、姚文元及迟群等人,又加紧炮制了《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一文(以下简称《创办》)。《创办》名为“教育革命”的经验总结,实际上是按照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需要捏造出来的。炮制《创办》时,清华大学只搞了几个下厂的教改小队,正式招收的第一届学员,只有一小部分刚刚入学,实践很少,而“经验”却已“创办”出来了。《创办》共“总结”了“六个方面的问题”,即“工人阶级必须在斗争中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建立三结合的教师队伍”、“建立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编写无产阶级新教材”、“实行新的教学方法”等,其实除了重弹“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政治”、“开展革命大批判”等老调外,在教育上并没有提出什么像样的“理论”和“创见”。唯有的几句“新”话就是什么“厂带专业”、“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等。
        林彪、“四人帮”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利用广大师生的革命热情和将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的愿望,以反对“三脱离”为名,歪曲、篡改科学的教学理论,把“结合典型产品进行教学”、“以战斗任务组织教学”之类的实用主义做法作为“教育革命”试点的方向,不问专业特点,也不分大、中、小学,统统去“种地”、“做工”、“斗走资派”搞“开门办学”,打碎严密的学科体系,摒弃科学的教学方法,扰乱科学的教学过程和顺序,严重妨碍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破坏了以教学为主的正常教学秩序。进行这种“教育革命”试点,必然导致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大泛滥和教育质量的严重下降,最终是教育的大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