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提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因此,“教育革命”一直是贯穿“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进行“教育革命”所采取的最早的措施是决定改革高级中学和高等学校的招生办法。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改革高级中学招生办法的请示报告》,该《报告》认为:“现行的招生考试办法,是资产阶级的办法,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是业务第一,分数挂帅”,因此,提出废除现行的招生考试办法,实行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招生办法。而推荐与选拔必须“突出政治,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凡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及其他劳动人民子女,合乎条件的,应优先保证升入高中。当时,中央批转这个报告时指出:改革高级中学招生办法,是贯彻执行毛泽东思想,进行教育革命的一项重大措施。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全文公布中共中央、国务院13日发出的《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该《通知》认为,高校的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必须彻底改革”。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称赞改革高校招生考试办法的决定“是彻底搞好教育界的文化大革命,彻底改革我国的教育制度的重要措施”,“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彻底搞掉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一个突破口”。
        后来,随着“复课闹革命”,又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教育革命方案”。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鼓吹“教学改革”、“做教育革命探索者。”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同济大学、北京林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的三个教育革命的初步方案。同济大学对学校的体制作了大胆的设想,拟把同济大学改为“五·七”公社,成为一个由学校、施工单位、设计单位组成的教学、设计和施工三结合的统一体,废除系和教研室,设置若干专业委员会,由学校、生产单位和设计单位的人员共同组成,下设若干教学班,教师、学生、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实行军事编组,学制缩短为三年。北京林学院于当年10月23日正式开学,复课后便“做了大胆的设想和改革”,将原来的各系教研室取消,按专业组成三结合的专业连队。北京师范大学教改组则对改革考试、升留级和招生提出了“设想”,主张废除现行考试办法,采用突出政治的新的考试方法,搞选题考试、开卷考试、现场考试;废除留级制;废除旧的升学考试制度,采取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方法;等等。
        这些方案的提出,反映了当时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对什么是真正的“教育革命”和应当如何进行教育革命,没有切实的认识、没有进行过理论上的思索,以为只要与过去不同,就是“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