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认为“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社论还号召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此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对《武训传》的批判,特别是联系到批判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在教育界产生了很坏的后果。
        5月24日,教育部布署批判电影《武训传》,同时发出指示,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各级学校及全体教育工作者开展这一问题的讨论和批判。6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教育部“关于开展电影《武训传》和‘武训精神’的讨论和批判的指示”。同日,《人民教育》编委会邀请北京市各大学教育系教授、中小学教师代表及教育工会代表50余人,举行“武训问题”座谈会。7月14日,教育部通知各大行政区、省、市及直属院校,对所有以“武训”命名的学校及校内纪念武训的一切设置,在对学校师生及当地群众说明是非原委后,予以改正。
        由于陶行知先生曾长期从事平民教育,为提高中国广大贫民的文化水平而努力,故自比为“新武训”,并曾热烈地歌颂过武训,又由于陶行知教育思想在我国教育界有着很深的影响,因而借着批判电影《武训传》,在教育界又出现了一个批判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的浪潮。在批判中,很多过去陶行知的学生和宣扬过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人士受到株连,被迫检讨,承认错误,划清界限。个别的批判者甚至认为陶行知就等于武训,陶行知也是武训那样的反动派,或者是反动统治者的帮凶。
        这场批判运动在彻底否定武训的同时,粗暴地抨击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全盘否定陶行知的作用,使教育界不敢再谈陶行知,不敢再研究、宣传陶行知,此后一段很长时间,陶行知的光辉业绩和卓越的教育思想,无人问津,无人知晓。批判陶行知还牵连到对我国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先生的“活教育”思想进行粗暴地批判和简单化地否定。总之,这次批判对于继承我国近现代丰富的教育思想遗产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可以说是开了一个粗暴地对待教育思想领域诸问题的先例,对我国教育理论和教育科学研究起了阻滞作用,极大地防害了教育领域生动活泼局面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