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陕甘宁边区教育领导发现了教育领导部门脱离根据地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实际在根据地推行“普及教育”和“强迫义务教育”的错误偏差。为扭转这种局势,在下半年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召开的三科长会议上,他们提出了“决定精简,合并学校,重质不重量”的新措施。具体办法是:每县宁可取消十个普小,一定要办好一个集中完小;每个学校不满二十或三十人,不准开办;年限、年级、开学放假等制度必须“整齐划一”。其他根据地也都相继提出了大力“整理小学”,要求“统一正规”。晋察冀边区于1940年6月召开了第一次文教会议,颁布了“小学校暂行办法”,之后又制定了“整理小学的办法”。1941年,对全区小学普遍进行了统一的编级测验,重新编级分班,除合并一部分初小外,“高小与中心小学合并为中心完小,每年只准学童一次入学”。在学校形式上,由于抄袭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套制度和课程,加上规定五里内的学校合并,不足二十五人的学校合并,尤其还规定学校要有单独的教室、宿舍、游戏场等,可想而知,这种“正规”的学校在当时贫穷的根据地是很难普遍设立的。实施的结果,一个乡甚至一个区以上才有一所学校,多数在读生都得离家住校,既不能参加家庭的生产,反而还要加重家庭的经济负担,实际上,这样限制了贫穷家庭的子女入学。对教育内容,也提出了正规化的要求,不少根据地还根据这种正规化的精神重新编辑了小学教科书。以陕甘宁边区为例,这个时期的教育内容,由抗日为主转而以科学为主,而这种科学的内容与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脱节,教师只是讲很多当时当地还没有的火车、轮船、电气机,而不是讲根据地人民迫切需要的科学知识,只是大讲遥远的太阳系,而不讲生产和生活必需知道的自然常识、妇女卫生等。这样教出来的学生,就想脱离生产,脱离家庭。有的完小毕业后,就有轻视劳动不愿务农的心理;而女生读完完小,就有家庭不和、闹离婚等现象出现,其影响所及,破坏家庭关系,也妨害群众的生产,与边区的生产建设要求大相径庭。
        教育是为社会的政治、经济服务的。学校的形式以符合本社会本地区政治经济实际,有利于儿童受教育,方便群众,使群众从办教育受教育中得到利益。教育内容更应直接为政治经济服务,应以社会的政治经济需要、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为主。而当时根据地的教育工作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思想严重,使得当时的教育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普及教育”和“强迫义务教育”的错误,反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旧型正规化”。结果办学形式忽视农村经济特点和生活环境,实际上限制了儿童入学学习,教育内容脱离根据地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实际,背离了为抗战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教育工作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