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的教育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期间,制定出了苏区教育的总方针、总任务,从实际出发建立了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的教育体制,也积累了一定新教育的经验。总的说来,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这时期苏区教育也受到了“左”倾路线的干扰,主要表现为教条主义地照搬苏联教育模式。
        三十年代苏区教育领域的左倾教条主义,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在文化性质和教育方针上,“左”倾路线认为“苏维埃教育政策的基本原则,应当是共产主义教育”,“过去在我们教育部工作中,存在着一个极端有害的观点,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倾向,把教育工作限制在反封建迷信的范围,没有提出共产主义的教育。”
        第二,在教育制度和学校制度上,“左”倾路线认为学校制度应是统一的劳动学校,应对17岁以前的全体儿童实施完全免费的义务教育。也就是说,学校系统应是苏联式的十年一贯制。在社会教育方面,他们认为当时搞的识字运动“程度低落”,而应以扫盲运动取而代之,使之成为苏维埃社会教育的中心目标。
        第三,在办学路线上,他们否定群众办各种学校的好经验和群众性的互教互学的识字运动,而盲目地强调统一,他们要求统一学制、统一课程、统一经费,甚至要求设备齐全,建筑合乎标准。这在苏区当时的条件下,无疑是空想。
        第四,在知识分子政策上,他们讲求“唯成份论”,对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进行过左的打击。他们不管知识分子本人的思想立场如何,而仅仅从出身成份加以歧视。他们搬用苏联十月革命后对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办法,认为可以吸收旧知识分子专家参加到教育工作中来,但要“监督”他们为苏维埃工作。
        这些“左”倾教条主义者不顾当时苏区的具体情况,对苏联的东西照搬照抄,盲目冒进,对那时的苏区教育造成了一定的损害,阻碍了教育的发展。小平同志最近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要防止“右”,但主要是要防止“左”。在教育领域中也是如此。解放后的几十年中,教育事业长期受到左的干扰。尤其是十年动乱,极左的东西几乎摧垮了我国整个教育体系,造成了无可挽回的严重后果。“左”的东西在我国根深蒂固,在教育领域中也是由来已久。而且“左”的东西往往以革命的、权威的姿态出现,容易麻痹人。这就需要我们好好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明辨是非的能力。
        我们借鉴别人的东西,也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取舍,灵活运用,力戒教条主义的简单搬用。这种亏,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当然也包括教育领域中)已是吃得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