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济先生是毛泽东同志最尊敬的老师之一,他为湖南大学的创办作过很大的努力,但是在军阀统治时代,他的愿望也只能落空。
        早在辛亥革命以前,他就和章士钊酝酿过创办湖南大学。他在考察英国教育制度时,发现英国小学校长大多为大学毕业生,有的小学教员也是大学毕业生。英国重视师资的培训,所以中、小学教育质量比较高。他还发现,英国的大学很多,许多大学历史悠久,学风良好,组织完善、经济独立。相比之下,湖南却没有一所正规大学,这是极不合理的。杨济昌认为,湖南不办大学,中学教员就没有来源,整个湖南的教育事业就会受到阻碍。所以,他回国后,在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余归国后对教育之所感》中,就提出在湖南创办综合大学的设想。他认为可以仿效英国的做法,将湖南现有的几所高等专科学校并成一个湖南的综合大学,而且一切组织章程均参考东西洋各国成法。他担心这个计划实现不了,所以在文章中特别提请“当局者”注意,不要以减政之故,来减掉这种对于增进国力有实功的事业。
        杨济昌的担心很快被证实了。1915年,袁世凯发布《大总统特定教育纲要》,为了强化其集权,恢复帝制,特宣布不准各省设立大学,并划全国为六个师范学区,规定只能在北京、南京、武昌、成都、广州等地设立高等师范学校。这样,湖南仅有的培养中学师资的高等师范学校也将被撤消。一九一六年,当高师行将撤消之际,杨昌济多方奔走,希望把湖南的大学办起来。为此,他专门向省政府写了呈文,并整理成《论湖南创设省立大学之必要》一文公开发表,希望造成社会舆论,争取各方声援,在文中,他首先从大学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关系,说明要养成健全之国民,必须从幼少之时就开始培养,因此师资培养就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其次,认为高等师范培养的人才,反可分布于教育界,而大学培养的人才,既可以从事教育又可以从事其他工作,此外,他还驳斥了那种认为“北京、天津有大学,湖南不必再设大学”的错误观点,指出这是一种“迂于事情之说”。因为湖南学生远离家乡求学,不仅经费增多,难以负担,而且全国仅只少数几所学校,也不能满足全国士子“研摩之用”。他还特别痛斥了北洋政府的教育部不许办省立大学的不合理规定,认为这是一种中央专制集权主义的政策,是以一二人之私意行事,不利于地方政治的平衡和发展。他的这些批评,触及了专制政治的弊端,已经远远超出了教育的范围。
        为了避免高师的裁撤,并争取创办湖南大学,杨昌济还写信给留日同学、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范源濂。认为,按照欧美各国的标准,中国各省都应该办一个大学,而湖南尤有办大学之资格,起码也该把高等师范学校保留下来。高师校址是中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已有一千年的历史,近年又新建了不少校舍。高师还保留了时务学堂、求实书院、高等学堂、优级师范各校传下来的大批图书、仪器等。因此,实在不宜撤销高师。
        尽管杨昌济为发展湖南高等教育操碎了心,可是,在当权者那里,得到的反响却甚微。一九一七年,湖南高等师范终于被北洋政府强令裁撤,杨昌济的辛勤奔走遂成泡影。杨昌济始终没明白,在混战中求生存的军阀政府,是不可能真正来重视教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