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时期,工读主义教育思潮盛行。在这种思潮的推动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一部分在校学生和毕业学生于1919年2月成立了“工学会”,他们希望通过工读建立一个人人劳动,手脑并用,没有剥削的平等社会。为了实践这个思想,工学会的会员们,不仅对清洁卫生及各种应办能办的事都自己动手,并且组织了石印组、照相组、打字组等生产的、服务性的劳动,还出版了《工学》月刊宣传和进一步研究工学主义的理论。工学会成立的同年,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王光祈等倡议建立了“工读互助团”。其目标是帮助青年脱离家庭压迫,培养独立的生活能力和互助劳动的习惯,创造读书的社会,通过工读使社会上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以实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政府——于我何有哉!”的大同生活。他们规定所有入团青年都要就石印、素菜食堂、洗衣服等近10个工种选定一种,每人每日必须做工4小时,其余时间入校学习。作为一种公社性质的组织,团员的收入归团体所有,团员的衣食住等费用由团里负担。同时,“团章”“规约”的制定及团干部的作用,都贯彻民主精神,由团员自己“随时增改”和“按月选举”。工学会和工读互助会员成立于北京,后来也影响到天津和上海,这两个组织活动几个月后就失败了。
        工学会和工读互助团尝试失败,是因为它们的组织者并没有认识到当时中国薄弱的经济基础,更没有认识到薄弱的经济基础与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的矛盾,以及团员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作风与集体主义生活方式的矛盾在民生凋蔽的中国是绝对无法调和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大同社会只是一种“理想”并且必然要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