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教育的特色之一是学有所成者可以经选士而进入仕途为官,从而施展自己的抱负。从《论语》引子夏的话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开始、这一特色就基本奠定了。不论具体具体如何解释、这句话总是反映出学与仕的密切联系。儒家认为,仕固然是学的必然结果,但却不是学的目的。荀子说:“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学习的目的在于通过修身、自律而完善个人人格,达到人格的理想。这也就是《大学》概括的:“皆以修身为本。”知识、技能的学习,归根结蒂是为个人道德完善服务的。修身当以自律为基础。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在修己与治人的关系上,修己是第一性的,治人只是修己的延伸。而且首先是通过榜样示范、感化的方式来体现,不一定非要做官施政不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故儒家不赞成一味重视仕禄,尤其反对不义而仕,或仕而不义。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并把“邦无道”时还贪恋官位看作耻辱。
        尽管儒家认为学不一定要追求入仕,但入仕毕竟是为学者不可能予以忽视的。这就决定了儒家教育在培养目标上的某种“虚伪性”。首先,治人与修己相比虽处于第二位,但仍是需要的。《大学》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儒者的为学之序,“治国”“平天下”仍是学习的最高目标。如果没有一定的官位,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又何由实现?即使从修身的角度说,如果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乡里贤士,影响终属于有限。况且在选士制度支配下,被选入官是对个人学业及德行水准的最重要的社会评价尺度。非超凡脱俗之士,任何学者恐怕都难以完全漠视功名。其次,古代士阶层本是介乎官民之间的特殊阶层。士为“四民”之首,又不同于工、农、商以经营物质生产为生,而是靠非生产性的一技之长(主要是学术才干),为当权者效劳是最主要的谋生手段。“学以居位曰士”。不能获得官禄的士人,往往也被视为无学之人,生计往往窘迫不堪。连孔子也承认“学也,禄在其中矣。”既然入仕是谋生的必然途径,即使立志再纯正的儒者,也不得不追求获取官禄。而士人一旦入仕,则地位立即发生根本变化,这对一般士人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诱惑。
        可以说,以学而求仕是古代士人最基本的学习动机。孔子即已有过“三年学,不至于谷(官禄),不易得矣”的感叹。汉代经学教育昌盛一时,正是选士制度建立后,激起士人的学习动机: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当时还有“遗子黄金满籯,不如教子一经”的俗谚。宋代真宗亲制的劝学诗则索性以“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之类露骨的利诱词句来激励士人刻苦攻读。学生科举中式的人数多少,又是衡量教师教学水平的尺度之一,甚至作为对官学教师的考核升黜的主要标准。这样、教学双方都以通过选士而获取功名富贵为直接目标,而儒家所提倡的敦本美俗、完善人格的教育目标和立志乐道的学习动机,就被追求现实的切身利益的动机所架空了。这正是历代士风败坏的直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