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场屋考试为主要形式的人才选拔制度,其考场条规十分严格,到了后期,几乎森严得可怕。康熙时规定考生入场,只有穿拆缝衣服,单层鞋袜,可带小凳、食物、笔砚等。但自乾隆九年顺天乡试出现重大科场舞弊案后规定:考生入场只许戴单层毡帽、穿单层袍褂,皮衣要去面,毡衣要去里、单层袜,单层裤、薄底鞋。凡卷袋不许装里,砚台不许过厚,笔管要镂空、水注要用瓷的、木炭只许长二寸,蜡台要用锡的,只许用单盘的,糕饼、馒头都要切开,考篮要编成玲珑透眼、上下如一的规格。在点名时,差役排成两行,还要把考生的衣襟,鞋袜全部脱下重新搜查一次,严格的连肛门里也要查看。经过这种非人的检查之后,方准考生入场。接着呜炮三响,贡院大门和龙门就马上关闭、加锁,交由监卫人员把守。宣布考试后,考官再将考卷从号房的缝隙中送给考生,紧张的考试才正式开始。号房每间高六尺、深四尺,宽三尺,无门。东西两面的砖墙离地一至二尺,砌成上下两层砖缝,上有木板数块可以移动。白天将木板分成两层,上层是桌、下层是凳,晚上将木板并到下层,就是一个简易的床铺。凡在考试期间,考生们吃饭、睡觉、写文章,都离不开这几块木板,因此,人们称它为“生命板”。考生坐在号房里,要求头、脚都露在外面,好监视,正如囚徒一样。为了监视考生的活动、在考场的东西南北各有了望楼一座,在贡院的四周有围墙两层,外墙高一丈五尺,内墙高一丈,围墙四周,编设荆棘,因此人们把贡院又称为“棘闱”。在考试的时候,每一位考生还有一名考君专门监视。对这严格的科场清规及繁琐的程序,考生们叹息道:“三场辛苦磨成鬼,两字功名误煞人。”形象地揭露了考场的艰难与辛酸。
        明代有一位举子,叫艾南英,他自十八岁参加科举考试,历时二三十年,一生都未入仕,饱尝了考场的艰辛,在他年老以后,特写了一篇回忆文章,以嬉笑怒骂来述说考场的艰辛。
        据他说:科举考试有五大考。第一考叫季考,每季都要举行,这属于郡县官员的考试,主要是考核课程和基础知识,其实是考背功。其二曰观风,凡是朝廷的大员或者御史来到郡县,都要选拔优秀的学生举行一次观察性的考试,这是向上级展示本郡县的教育质量和学风、士风。其三是岁考、这是中央派驻地方的督学专门对学生进行的一年一度的常规考试,很类似通考的性质,具有促进地方教育,地方甄别人才的作用。其四为科举考试,即三年一次的大比考试。这一考又分作三段两级,县上选拔优秀的学生送到郡,州郡选拔优秀的学生送给省督学,在督学那里通过了考试,算完成了童试,就是取得了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之后才进入国家正规举行的科举三级考,即乡试、会试和殿试。如果能进入正规考试的乡试,这已是考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不知要付出多少寒暑的辛劳,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十年寒窗。此后进入科举的漫长的鏖战。有的人会鏖战几十年而没有结果。
        考试的规矩也很多,非常严格。就拿非正规科试的督学试来说,府衙中响过三通鼓之后便开始检查考生。在冬天,哪怕是冰天雪地,所有考生都要站立门外,解开衣服,露出胸怀,左手拿着笔砚,右手提着脱下来的布袜,听郡县的主考人唱自己的名字,然后按顺序走到督学面前。每一个考生有两名搜军,得脱得一丝不挂,从头发到脚跟,全得检查。经过一番折腾,就是身体非常结实的考生也都冻得浑身颤抖。而督学大人则穿着朝廷亲赐的红袍,围着暖烘烘的铁炉,在悠然自得地“观风”。到夏天,不管天多酷热,考生都得穿着厚布衣站在太阳下等待检查,检查完毕已是汗流夹背。等考试开始,几百人在考场中,从身上蒸发出来的汗味熏得考生头晕脑胀,但又不敢喝一口水,因为凡是离开座位,就要在你的考卷上用红印打上记号,这样一律按考试作弊论处。所受的罪,常人无法想象。考试开始,一个教官宣读题目,这是第一道续;然后一个书吏拿着牌子,上面写着题目,下面巡视一圈,这叫重听;有时题目还未看清,书吏一闪而过,考生只得凭运气而考。考场上,东西南北四角上各有一名了望军,死死盯着每个考生,如果发现有四顾说话者,他们便用朱印打在考生的卷边上,这叫越规,文章考得再好也一律降一等。由于考场座位的狭小,搞得腰酸背痛,即使小便都不得自由,谁都害怕那个红标志打在自己的卷子上。还有的为了防止夹私,一律将砚台收到督学那里,发给每人一块青石,这青石滑得不能沾墨,写起来非常吃力,一篇文章未完,手脚已经酸痛无力,很难坚持到考试结束。考试时,如果运气不好,坐在屋檐之下,碰考下雨季节,雨水倾注,只得以衣裳挡着卷面,卷子未答完,衣裳已经湿透。考试结束,走到督学的面前,双脚跪下,请督学宣读优劣。在督学试中,考生所受的待遇叫人不寒而栗。
        至于到了乡试,也就是省城的考试,搜查的地方还紧,而且搜查的名目特别多,督学试与之比较,真是小巫见大巫。每个考生都是在高度的紧张和恐惧中,完成自己的考试的。所以即使侥幸者都不堪回首。
        所以艾南英回首其科场生涯,当有人问他为什么放弃科举,不以自己的才识报效国家时他则回答说:“虽然我非常勤苦,但我经受不住那种恐吓和非人的束缚。不如永远做个书生,老死乡里罢了。”明代正统四年,只有二十三岁的施槃,以“红云紫雾三千里,黄卷青灯十二时”的诗句,告别了送行的朋友,前往北京参加会试,一举夺得头名状元,轰动朝野。但是一连的几场考试,累垮了他的身体,只能喝着一碗碗的苦药,体味中状元的喜悦。但这样的品尝也没有过多久,就因病死去。南宋的一个状元更加不幸,出了考场就病倒不起,当状元喜报送到家门的时候,他家里却在震天动地的号啕大哭,原来他已经在三天之前命归黄泉。过去,人们说他们命薄,其实,是“三更灯火五更鸡”,“二月杏花八月桂”的科举制度推残了他们的身体和精神。
        在科场中,一个人一生有好些年要在如此非人的境况中历尽艰辛,它使读书人的身体和心灵都受到极大的摧残和扭曲,使人们的教育观念发生严重的畸形和变态。遭受这种折磨的人,一旦从“媳妇”熬成了“婆婆”,其变本加厉的心态是可想而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