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科举考试管理混乱,考场极为简陋拥挤,监考官员及守场士兵渎职,就常常引起科场中的灾难性事故。
        明英宗天顺七年(1463年)的会试,天气还很冷,巡逻士兵生火取暖、引起大火。鸽子笼似的一排排号房,顿时变成一片火海,并且延及被隔开的考官堂署,一向信奉“君子行不由径”的主考官陈文等人,越墙而逃,才保住了性命。号室的门都是锁着的,考生们蜷曲在里面,无法逃避,竟有九十多人葬身火海,受伤者更不计其数。这次会试只好改在第二年重新举行。这样的重大火灾,完全是主事者渎职造成的,因为二十五年前的正统三年,即明英宗即位的初期,顺天乡试的第一场,就已经发生过一次火灾,虽然未曾死人,却也闹得人心惶惶。但是并未引起重视,终于酿成天顺七年的大火灾。明清时期的考场火灾闹过不止一次,也不知有多少面墙苦读的知识分子成为号房怨鬼,在清代,顺天、广东、浙江、江西的乡试中也曾发生火灾,浙江乡试,仅康熙初期就发生三次。广东康熙十七年的一次乡试火灾,把誉录所烧了,许多考生的卷子变为灰烬,(见《霞外捃屑》卷二)后来甚至闹到有一从《大学》出题(《大学》是封建社会后期国家规定的考试范围的教材之一种)即有号房火灾的传说。江南乡试曾有从《大学》出题即闹火灾的记载(《隙光亭杂记》,《广东新语》也说:“广东亦然。出《大学》题,或贡院被火,或主有祸”。《恩福堂笔记》载,当时的人认为,广东康熙十七年的乡试,发生火灾,就是因为引用了《大学》中的话作题目引起的”。人言直省(即直隶,今河北省)不宜出《大学》题,出则必有火灾”。《冷庐杂识》说,浙江乡试,“出《大学》题目,闹中必有火灾。故老相传,康熙初三次皆然。自是以后,浙省不复出《大学》题”。由此可见,号房火灾是如何频频地引起人们的忧虑。
        除火灾之外,水及疫病灾祸也经常发生。明代弘治五年,王守仁参加浙江乡试,一场暴雨,使考场变为泽国,大多数考生抓起写字,睡觉两用木板浮水逃走,王阳明躲在高处,没有逃,就成了英雄。嘉靖四十三年的顺天乡试,因为天气尚热,号房内有如蒸笼,不少考生病倒在号房里,因而感染时疫,有些人出场不久就死了。主考孙世芳则染病死于贡院。再早一些,嘉靖二十三年的会试,主考官张潮也是在考场中一命呜呼,抬尸而出的。(见《霞外捃屑》)
        号房里的灾祸应当说都是人为的。考场中的号房,每间只有四尺深,三尺宽的空间,日间在里面答卷,夜间在里面睡觉,吃的只是冷食,大小便常常也只能在里面(因为入场后,每排号房“巷口”上就上锁,很难叫开门)。在这样的环境中折磨,考生们自然很容易生病。若在夏天,更容易感染疫病。这样的密密麻麻的数千间乃至近万间的号房,都是简易的砖木结构,一旦发生火灾,就很容易形成“燎原”之势。但是,那些以为国家选拔英才自任的官僚们,却总是恪守成规,不肯为改善考试条件动一点脑筋。宜乎,号房怨鬼总不可避免,也就不足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