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皇帝登基不久,每天都要批看大量的奏折,据说,这些奏折每天都高可数尺,而这些奏折所书字体,都是蝇头小楷。道光皇帝心里实在很烦:看吧,实在受不了;不看吧,又害怕以后臣子上书奏事,说不定搞出什么蒙骗的事来。一天,曹振镛在宫里值班,道光皇帝便把这件事对他说了。问他怎么办才好,曹振镛回答说:“皇上几暇,但抽阅数本,见有点画谬误者,用朱笔抹出。发出后,臣下传观,知已览所及,细微不遗,自不敢怠忽从事矣”。道光皇帝听了,非常高兴,既可不用多看,又可防止臣下敷衍塞责,就照此办理了。
        清代末年,士风吏习本业就每况愈下,腐朽不堪。此策一出,犹如加进一副催化剂。所谓“上有所好,下必行甚”。一时间,朝野内外,宫吏纷纷以楷书写进奏折。这种风气也刮到科举考试中来。考官对于士子之试卷,无论文章之好坏,唯求对试卷文字一画之长短,一点之肥瘦,细细品察。而那些饱受十年寒窗苦的士子,因科举关系到自己毕生荣辱,也就把熟读经书的工夫用在习写楷书上了。本来八股取士,就够糟踏人才的了,现在又讲求楷法,就更造就一些无用的废物。而有些仁人志士,却因楷书不好,空有抱负,不得舒展。
        龚自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龚自珍(1792～1842),这位被誉为“站在中国思想界大门口”的人。自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首次应乡试,八年之后,即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才得中举人。这使得早已看出清朝的政局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龚自珍,以为科名从此顺利。期望能成进士,进身卿相之列,来实现自己改革政治的理想。但是,事与愿违,龚自珍却连应进士试而不第。在相距中举人的十一年之后,清道光九年(1829年)龚自珍的第六次进士会试,考得进士第九十五名,殿试却因楷书不好,只考得三十九名,连一个翰林都没有考上。结果,只当了一个内阁中书的闲职。
        在科举制度下,科名的高下对于仕途是极为重要的。龚自珍因楷书不好,无法取得进士高甲,便永远被弃置在中书、主事的冷署闲曹之中,无从施展他那宏大抱负。
        科举制度,到了以“四书五经”为考试标准,专用八股文体取士的明清两代,流弊甚多。而清代末年的重楷书之法以取进士,更使士子不重真才实学,不重实际内容;只求文章文采和字体,从而造成人才的大量匮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