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六年,全国范围内文字狱高潮已开始出现低落的趋势,不料近畿直隶地方却平地起风波,发生了一桩令人十分费解的大狱——尹嘉铨上折案。
        这一年的三月间,乾隆帝巡幸五台山,在回京的路上,驻跸保定。退休家居的大理寺卿尹嘉铨趁机递折为他的父亲及清初一批著名学者请谥,并要求从祀孔庙。
        尹嘉铨的父亲尹会一,乾隆初年任河南巡抚,官声尚好,又是雍、乾之际有名的讲道学的人,写过不少论述天理性命的著作。当时人都认为他与康熙朝三位讲道学的名臣——陆陇其、汤斌和张伯行不相上下。好事者把陆、汤、张、尹合称本朝四子。
        尹嘉铨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道学家身边,耳濡目染也开始讲起道学来。长大后步入仕途,更以承接道统为己任,得意时甚至称自己是孟子后身,直接孔子真传。他出身举人,做过山东、山西、甘肃等省的司、道等官,后来内调为大理寺卿,官正三品,居九卿之列。但为时不久,即以年老休致。尹嘉铨在仕官生涯中没有什么发展,恰恰在于他总是不忘大讲其道学,而当时讲道学并不符合“圣意”,有悖于时代潮流。只是这个迂夫子吃不透时尚之所趋,退休还乡后还一味醉心于作一个道学家。这次借乾隆帝翠华西幸,车驾路经故乡,便恭恭敬敬地缮具两件奏折,要求为其父亲尹会一及清初理学大师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等赐谥号,并允其从祀孔庙。
        乾隆皇帝看了他的奏折十分气愤,认为其要求无理,便在奏折上批道:“赐封谥号,是根据国家定典而实施的,岂有自己要求的,简直无理,这般大肆喧嚣,真是不可饶恕!”于是召来军机大臣等,将经朱批的尹嘉铨的两个折子给他们看,同时作了如下指示:“立即革去尹嘉铨顶戴,锁拿解京,交刑部治罪。查抄其博野原籍赀财,以及在北京的家产。乾隆帝特别交待:查抄时资产物件尚在其次,如有“狂妄字迹”、诗册及书信等务须留心搜查,据实奏出。这一命令以“日行六百里”的急件,星夜弛送北京。
        三月二十日天还未亮,大学士英廉便奉到行在军机处寄来的谕旨。按照旨意,他们把书籍行件作为查抄的重点。用了两天时间,在尹家各屋中共查出书三百十一套,散书一千五百三十九本,未装订书籍一柜,书板一千二百块,以及书信一包共一百一十三封。将如此之多的书信集中到一间大室之中,专门派两名“曾查办过籍之事”的文字狱构狱老手翰林逐细搜查其中的“狂妄字迹”。
        事情到了如此地步,朝臣心里都明白,尹嘉铨之罪绝不仅止于妄求谥典及从祀了。但皇上为什么要赫然震怒、大动干戈?个中奥妙却很少有人知道。原来乾隆是想借此事来压制讲学之风。乾隆皇帝虽然推崇道学,但只是把它作为思想统治的工具,并不准大小臣工也学程、朱、陆、王的样,也大讲其道学。他从历史的经验中知道,讲学之风一开,就会最终危及帝王的统治。宋儒明儒聚徒讲学,好发议论,议论不同则分成派别门户,门户之争,则朝臣朋分角立,朋党互相水火;党同伐异,则不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结果,小则紊乱朝政,大则倾覆宗社。由此,乾隆皇帝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自古以来以讲学为名,实则开了结党营私之头。”于是,在打击朋党的斗争中,大力压制讲学之风。他训戒大小臣工、读书士子,对道学只要埋头潜修,躬行实践就行了。所以,当时谁要以道学先生自居,大讲其仁义道德,修身养性,轻则受到社会舆论的讥讽,重则招致祸殃。尹嘉铨则出人意外地冒了出来,自己讲学还罢了,又不知深浅地奏请皇帝崇尊一大堆不伦不类的道学名臣,欲重新煽起讲学之风,乾隆帝如何能不赫然震怒?他是欲抓住这件事制止因学术见解不同而导致朋党死灰复燃。
        负责查阅书信的翰林们,从尹嘉铨所著各书中签出“狂妄字迹”一百三十一处。恭呈御览后,乾隆帝认为下面几条最关紧要,命承审大臣严加审问。
        其一,尹嘉铨在他的著作中写道:“朋党之说而父师之教衰,君安能独尊于上?”按他的意思,朋党往往以门生与座师的学术关系为纽带而团结而成,它实际可以成为君主统治的社会基础,反对朋党的结果,势必削弱“父师之教”,反而不利于皇权独尊。乾隆帝认为这是有意和皇考世宗(雍正帝)的《御制朋党论》唱反调,况且自古以来“以讲学为名,实开朋党之渐”,尹嘉铨推崇“父师之教”,提倡讲学,反以朋党为是,是不可恕。
        其二,尹嘉铨仿照南宋朱熹的《名臣言行录》,也编了一本《名臣言行录》,把清初以来的名臣如高士其、高其位,蒋廷锡、鄂尔泰,张廷玉、史贻直等人都罗列其中。乾隆帝认为,以本朝人标榜本朝人物大有问题,列入名臣的,其子孙自然感激,不得列入者,其子孙就会抱怨,一旦结成恩怨,门户、朋党之风就会复起。此外,朱子编《名臣言行录》是在宋朝南渡衰微之时,而今国全盛,乾纲独断,哪里还有什么“奸臣”和“名臣”?这个法,乍听起来很难索解,细细品味,又不难明白乾隆帝的逻辑:朝廷上有奸臣擅政,自然反衬皇帝的昏庸无能,而如有名臣,也证明皇帝不很够格,未能大权独揽,所以还需要名臣来辅佐。
        其三、尹嘉铨在所著书籍中把大学士、协办大学士称为“相国”,这本是当时人们习用的说法,无关宏旨,乾隆帝却挑剔说,宰相之名从明太祖之时已废置不用,本朝自皇祖(康熙)、皇考(雍正)至朕临御四十六年以来,太阿在握,权柄不移,有哪件事曾借助大学士的襄赞?他还通过这件事郑重告诫后代子子孙孙,都要以他为榜样,不许依靠大臣的帮助。
        从尹嘉铨的著作中,乾隆帝还挑出不少问题。例如尹嘉铨模仿孟子学者“为王者师”的说法,在书中写有“为帝者师”四个字,乾隆皇帝嘲笑他学问浅陋,让大臣们评论,尹嘉铨能做我的老师吗?尹嘉铨自号“古稀老人”,“古稀”二字,典出杜甫诗“人生七十古来稀”,不是帝王的专利,不巧乾隆帝也恰逢七旬大寿,自称“古稀天子”,又写了《古稀说》颁示天下,就把“古稀”垄断了。年逾七十的尹嘉铨,不知眉高眼低,也以“古稀”自号,结果被斥为“僭妄”。诸如此类的莫须有罪名还有许多,不过是为杀尹嘉铨多找些冠冕堂皇的借口罢了。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七日,大学士、九卿等在反复审讯后,奏请将尹嘉铨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亲属照律缘坐。理由是他“妄自比为大贤人,以讲学为借口,写了许多荒谬的著作,以图沽名钓誉,欺世盗名,并且妄自排列名臣,颠倒是非,成为开朋党之患的隐患,甚至僭妄犯上越礼,自称(古稀老人),各种狂妄无理的不法行为,实在令人切齿痛恨。”乾隆帝命加恩免其凌迟,改为绞立决,亲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同时命各省查缴销毁尹嘉铨著述或疏辑的著作共82种,他在各地的碑崖石刻及拓本也一律铲削磨毁。各省查缴尹嘉铨文字作品的工作,从乾隆四十六年三月起,到当年十二月才基本结束。
        尹嘉铨的“罪行”,本来属于统治阶级内部正常的现象,但乾隆帝却动用暴力手段加以无情的镇压,从肉体上消灭尹嘉铨,以作为“天下盗窃虚名、妄生异义者戒”,其为巩固封建皇权的专制集权主义而压制学术讲论的目的是很明白的。尹嘉铨的不幸结局不在于他道学不够纯正,而是他还没有完全学会做一个服服贴贴、浑浑噩噩的奴才。如果他早生一百年,在康熙时代,或晚生一百年,在咸丰、同治时代,都有可能成为受人尊敬的道学名臣,可惜他生不逢时,又不识时务,结果以一个悲剧式人物的形象留在了清代的文字狱史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