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贯》是一部按天、地、人、物四大类统字的简明分类字典,它的作者是王锡候。王锡候是封建时代靠笔耕度日的典型知识分子,江西新昌县人。二十四岁补上博士弟子,三十八岁中了举人,以后九次去北京参加会试,全都落了榜。科场绝望后,主要靠编书卖书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字贯》是他花了十七年时间才编辑完成的,他对这部体例新颖、部头可观的字典寄于了莫大的希望,自成一家之言不去说,以《字贯》的发行量,就足以换些银子度过“床头金尽,瓶中粟罄”的窘境。然而,命运却偏偏和王锡候作对。《字贯》没有换来他梦寐以求的名誉和金钱,却招来了杀身破家的惨祸。他的同族本家王泷南挟过去的私仇到知县衙门告发了他。
        《字贯》前有王锡候写的自序,叙明何以编撰该书时,先颂扬了一番《康熙字典》如何如何好,而接下去笔锋一转,话就说得不那么得体了:“然而要融会贯通地理解文字却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现在通用流行的《康熙字典》所收有四万六千多字,学习的人往往查了这个漏了那个,理解了一个意思,却忽视了其他意思,(因为它不是分类字典,同义近义的未编在一起)因而往往使学者读完了字义解说仍然不能完整地理解字义”。这是对《康熙字典》不加掩饰的贬损,而这部字典是康熙皇帝“御制”的,王锡候如此一说,就可以很容易地被引申为有意贬损康熙皇帝。王泷南就咬住了这一点,告了王锡候“狂妄悖逆”。
        新昌知县发现告发逆书,不敢耽延,立即禀报上峰江西巡抚海成。海成调取《字贯》原书,先命巡抚衙门的幕友们检查,检查到该书序言,果如王泷南所举告的那样。但幕友们向海成解释,王锡候如此说乃属“狂妄不法”,不能构成“悖逆”。王泷南在呈状中说:“愿为圣祖(康熙)抱告”,此话也显有慢读不敬之意,亦不便姑容。海成交待将这番意思写成奏折,并派专人驰送北京,向乾隆帝作了全面的奏报。他建议将王锡候革去举人,以便审拟,同时将《字贯》一部四十本粘鉴,恭呈御览。
        不料一经“御览”,乾隆帝便勃然大怒。当他翻阅到该书第十页时,见“凡例”内“将圣祖、世宗庙讳及朕御名悉行开列”,即没有避讳,而是直书其名地写了康熙、雍正、乾隆各帝的姓名,于是断定这是大逆不道和从来未有过的事,罪不容诛,应照大逆律问罪。乾隆帝之大怒,主要是针对海成而发的。《字贯》的“悖逆”开卷即见,如此明显,海成的上折中竟说它“无悖逆之词。”接着,又命军机大臣传谕海成,骂他“双眼无珠”,骂他“天良尽昧”、开始无限上纲,又命海成将逆犯王锡候迅速锁押解京,交刑部严审治罪。这样,王锡候《字贯》案由妄行著书的一般案件一下子升级为钦办的特大逆案,案犯也由王锡候又牵涉到封疆大员海成。
        原来,乾隆执政以来,一直对明未清初流布民间的野史、笔记、书籍等不放心,认为一当时机成熟,这些东西又会培养出新一代敌视满清王朝的知识分子。因此,他一直在谋求一种釜底抽薪,彻底解决的查办禁书的办法。从乾隆三十七年起,先是发布“征集图书”的命令,以“稽古右文”、“嘉惠士林”设计诱惑,继以强硬措施,严旨查办禁书,但此一举动一直在江浙诸省历来民间著书多的地方却进展极为缓慢。他认识到,查办禁书的谕旨之所以贯彻不下去,主要是各省督抚漫不经心,并不实力查办,于是,乾隆帝一直都在伺机借口,以在这些封疆大吏们的背上猛击一掌,使这些颟顸的家伙惊醒起来。江西巡抚海成没有看出王锡候触犯庙讳、御讳,把一部“大逆不法”的书籍从眼皮底下漏掉了,正好拿来当坏典型。至于说王锡候的犯讳是否真能算得上“悖逆”,那是极为次要的问题。眼下既需要重治海成,也就只能先把《字贯》打成“从来未有”的“大逆不法”。
        海成本来对查办禁书是格外热心的,他有一个很绝的办法,为使查办禁书的诏令深入穷乡僻壤,他命令各州县把地保召集起来,训练一番后,再让他们挨家挨户去宣讲,无论全书,还是废卷,统通呈缴,由官府付给缴书者一倍的书价。这个办法,乾隆皇帝很是欣赏,还通谕各省仿而行之。到乾隆四十一年底,江西省已查缴禁书八千余部,列全国各省之首。那么乾隆皇帝对这样一个亲手树立的典型,为什么又要把他打翻呢?由军机大臣给包括海成在内的各省督抚发出的一道上谕,指责海成未将《字贯》“早为查出”,可见海成原来查办应毁书籍,只不过是空言塞责,并未切实检查。这无异于告诫各省督抚,像海成这样查办禁书的“模范”,尚且“空言塞责”,那么你们该吸收什么教训?这样一来,对海成的处理自然越来越严厉。在短短两个月间,先是“传旨严行申饬”,指责教训,随即“交部严加议处”,继而“革职交刑部治罪”,步步升级,直至刑部拟斩立决,乾隆觉得火力够了,下令从宽改为斩监侯,秋后处决。
        这一着对各封疆大使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震动,首当其冲的是两江总督高晋。《字贯》案发,他的震惊不下于海成。两江下辖江苏、江西、安徽三省,作为海成的上司,高晋也难辞失察之咎,再者总督所住之江宁,地近江西,所以乾隆严旨责问高晋:“江宁省城与江西省城相隔不远,该逆犯初刊《字贯》之本已流布两年多,断无不传行到江宁之理、高晋等此次查办就应毁书籍,何以未将此等大逆之书列入?”高晋最后受到了降一级留任的处分。由于乾隆帝有意借《字贯》案推动查办禁书,所以有关这一案件的每道谕旨,除寄两江外,同时也寄发各省督抚,各省督抚也自然从中吸取教训,查办禁书不止查明未清初野史之类旧书,而且也要查如《字贯》这样现在刊行者,如果仍如过去那样,空言塞责,并不切实检查,海成便就是前鉴。
        王锡候只不过是这场查办禁书浩劫的第一个牺牲品。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王锡候被押解到北京,投入刑部大牢。案情极为简单,没有什么好审讯的,到二十八日,大学士、九卿会同刑部把这件特大逆案办完了。他们遵照皇帝早已定下的调子,请旨照大逆律将王锡候凌迟处死,他的子孙、弟侄及妻媳二十一人照律缘坐,家产籍没入官,王锡候所著一切书籍通谕各省查缴销毁。乾隆帝命王锡候从宽改为斩立决,他的子孙王霖等七人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妻媳及其年未及岁之子给功臣之家为奴。王锡候的全部家产,把锅碗瓢盆、小猪母鸡统通计算在内,官府估价不过六十几两银子。一个无辜的、清寒的知识分子就这样家破人亡、成了文字狱的刀下之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