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毁板禁书
为了进行文化专制的统治,清朝统治者除推行文字狱政策外,对已死的学者的著作,也不遗余力地大肆搜罗,特别是明末遗老们的著作,凡有关前朝的论述,稍有微吟隐讽,皆搜剔而去。当时,如屈大均的《翁山诗文集》,被认为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还有钱谦益的《初学集》、《有学集》等,被搜罗有万余部,均挑剔字眼,稍涉隐饰,即指罪刑杀,毁板焚书,严禁发行。据有历史记载可查的,自乾隆三十九(1774)至四十七年(1782),凡焚书二十四次,五百三十八种,共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实际上还远非此数。其焚毁图书之多,可与秦始皇之焚书相比。当时,凡以文字而立案者,一面拿办,一面立即查抄。这并非着重他的家产,乃在查看其藏书及另外文字,如有别的“狂吠”,便可一并治罪。正如鲁迅所说,他们以为“既敢‘狂吠’,必不出于一两声,非彻底根究不可。”(《学小学大全记》)。查抄遗书的目的,就是彻底消灭异说,进行文化专制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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