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进行教育改革,苏轼作为学官而反对新法,因被撤职,外放湖州。他因在翰林院呆了多年,没有得到提升,而改革一起,又多任用拥护改革的年青人,政见又与自己不同。因此,在去湖州赴任的路上,一路与人酬唱,寄情山水,作文赋诗之中,不免有对政治不满的情绪和牢骚流露出来。
        元丰二年(1079)监察御使里行何大正、舒亶,国子博士李宜,御史中丞李定分别上书,指责苏轼作诗作文辱骂新法,诋毁政治,扰乱视听。何大正指出,苏轼在就职湖州的谢表中说:“我不识时务,难以追攀和陪伴新提拔起来的人;人老志衰,不喜欢惹是生非,或许只能去管一管穷乡僻壤的老百姓”,是愚弄朝廷,妄自尊大,不守为臣之道。并指责苏轼一贯反对新法:“一有了水灾或旱灾,或者出了强盗小偷,苏轼必定出来煽动,把责任推到新法头上,并且幸灾乐祸,惟恐不甚。”舒亶也指责苏轼造作谗说,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并列陈苏轼的诗“赢得儿童语言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讽刺新法的农贷政策讨小儿喜欢,敷弄百姓;“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是讽刺官吏考核制度;“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是讥刺兴修水利的事业;“岂是闻韶(古代最美好的音乐,孔子听了这种音乐,连肉的香味也忘记了)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攻击盐铁专卖政策;在诗中引用襄引窦梁的典故是攻击朝廷有奸臣专权;引用燕蝠的典故是讽刺朝臣如燕蝠纷纷然争晨昏之利等。李宜等指出,苏轼在灵辟镇为张秀才写的“张氏园亭记”中,瞽惑人心,淆乱是非,“显涉讥讽”。此外还如《咏桧》诗中“根到九泉无曲处,岁寒惟有蛰龙知”是把象征皇帝的龙放在九泉,显系亵渎九五之尊等,要求皇帝对其严厉治罪。于是皇帝责成御史台立案勘察。御史台又称乌台,所以此案又称“乌台诗案”。御史台将苏轼押解京师审讯。勘察结果,连附马王诜及著名诗人黄庭坚等在内,为收藏苏轼有讥讽文字而又不主动上缴主管部门的有近百人被逮捕,除部分人因查确系毫无牵连、无罪释放外,大多数人都受到了撤职、降职、笞杖、刑狱、流放、监禁、罚款等严重的处罚。这一案件震动朝野。
        本来,从王安石的改革来说,注意到意识形态的统一,要求对改革作正面的理解和宣传,都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走到极处,把严肃的政治改革和教育改革发展成为残酷的政治迫害,并以此来支持改革,却是改革者们始科所不及的。因为熙、丰教育改革并不是王安石一个人的愿望,而是熙宁诸臣共同的建议和设计,其中也包括一些名臣旧勋和思想比较中和和保守的人。以政治迫害来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的做法,延至后来,成了“元祐党人碑”的起因,导致了两宋时期长期的党派斗争,甚至有人将“靖康之祸”也归罪于王安石的改革。一个勇敢的改革者以历史的罪人沉怨千古,不能不说是令人痛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