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的措施主要有两条:考试内容的统一和考试方法的划一。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由于统治阶级各集团的利害不一,对改革的目标与方法,甚至对改革的性质的认识,都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从科举考试来说,通过科举统一认识、选拔改革人才是一个首要的问题,而要统一认识、选拔合格人才,首先就需要统一经术,即统一考试内容。因为经术本身即是改革的理论根据。宋神宗对王安石说,现在的经术人人不同,各讲各的道理,怎么来统一思想?因此要求王安石对经典做统一的诠释与说明。于是,王安石设置“经义局”,自己和他的儿子和学生一起动手,训释了《诗义》、《书义》、《周礼义》三部经典。“新义”一成,即颁布学校,社会上即争相传习,政府并把它作为官定的统一教材、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和标准答案,凡是有与《三经新义》不相符合的,一律定为不合格。其次,在考试方法上,认为唐代以来的考试,着重吟诗作赋,讲究声病对偶的虚文和对经典的死记硬背,忽略了对经典的学习和经典的意义和精神实质的直接把握和体会理解,因此没有真才实学,再加上,考试以吟诗作赋为主,也选拔不出经世治国的实际才能。因此,废除吟诗作赋、帖经和墨义的考试,考以经义和策论,即考以对经文的理解、议论和对时事的评论。考试的主要文体是议论文,并亲自为这种考试作了范文,规定了文章的格式、布局、章法和行文方式,颁行天下照行。
        王安石的这一改革,本来是为了使士子们从过去那种虚华的学风和死记硬背的方法中解放出来,培养士子通经致用的实际本领和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工作能力。但是,由于他的《三经新义》实际上是私家学术,又把考试内容从唐以来的九经、十二经缩到他所注的“三经”上,要求士子只在《三经新义》中学习和思考问题,本身即限制了士子的思想范围,其结果又只能是死记硬背,不着边际。另一方面,他考试经义、策论的文章,既然有固定的格式,就同样可以被人拟出一个模式来,互相传抄,相袭共蹈,并不需要什么创造性。因此,士子们仍然像从前一样,废经不读、沉溺于闱墨房稿、考试时文、猜题押宝之中。特别是他所制作的经义文样,被后人一经发展,成为只在《四书》、《五经》中代古人立言的八股文章,竟成了封建社会后期漫长的八百年中禁锢知识分子头脑的锁链。所以,后来王安石总结他的教育改革失败的教训时沉痛地说:“我本来是想把只会读死书的经生培养成能读书致用的秀才,却没有想到倒把本有些才能的秀才变成了只会读死书的经生。真是十分可惜。”
        文化教育的改革,是与文化教育上的专制主义不相容的,不管改革者的愿望多么美好,要想以文化专制主义来支持文化教育的改革,它本质上仍是以一种专制取代另一种专制,其结果只能开历史的倒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