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得主考官请考生主考,这可算是科举考试制度的一大奇迹。
        唐德宗贞元七年(791年)春天,例行的会试就要开始了,刚刚被任命为主考官的礼部侍郎桂黄裳家门前,已经车马塞路,人涌如潮。坐车马而来的达官显贵,是来向杜黄裳推荐进士人选的,这其中有他们的子弟、亲属和学生,也有辗转受托的人情关系;步行而来的则多半是京中没有权贵亲友的外地穷考生。他们拥前挤后地向杜家的守门人“投刺”“行卷”(刺,个人简历名片。行卷,是呈递自己的优秀诗文)。期望杜黄裳对自己的名字和才华事先有个印象,阅卷时能够格外留心,高抬贵手。因为唐代的科举考试,尤其到了进士这一进入仕途的重要关口,荐举人的权力,比考生答卷的水平、作用要大得多。如果没有个后台,要过这道关口,简直比登天还难。录取名额事先已经内定了,名字不在内定名单之内,答卷再好,也多半会不经考官过目就扔进了废纸堆。由于举荐比考试本身更重要,考试中拉关系、走后门之风也就愈演愈烈。中了进士的人进入仕途后也就会对举荐人感恩戴德,投桃报李。于是,官场中又会形成复杂的帮派关系或私人势力,转而腐蚀朝政。对于这种腐败现象,早就有人表示反对,但是积习已久,单靠几个正直的人反对,是不起什么作用的。杜黄裳是进士出身,为人正直,他深知这种恶习之弊,也非常痛恨这种恶俗。自己改变不了这种恶俗,至少也不愿沾染这种恶俗。所以,他接到主考官的任命以后,就吩咐家下仆从,不论什么人,只要是为考试的事而来,概不接待。他自己则早早住进考场中的主考小院,紧锁了大门。
        可是,走后门的恶俗有一种无孔不入、无坚不摧的神秘力量,来头越来越大的后门,尾随杜黄裳而来。他硬着头皮主持了头两场考试,和手下人粗粗翻阅了一下考卷,竟然发现,“后门”们指定录取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可能的录取量,其中指定的前几名都有好几个。这些“指令性”名额,多半成绩低下,不要说三十名,连一百三十名的线都进不了。不理睬吗?杜黄裳感到不行,不但自己会被硬装上几条辫子罢官,考试也可能被宣布无效,拖累许多无辜的考生。他被那些“后门批条”压得喘不过气来,左思右想,只好向考生们摊底牌。
        第三场考试一开始,杜黄裳站在本该张挂考题的大门下,用低沉的声音对考生们说:头两场的卷子已经看过,但是举荐者太多,我无法确定录取的名单和名次。诸位有何高见,助本官过这一难关。
        考场立时乱了套,哭叫的,叹气的,发呆的,冷笑的,自知无望正在收拾考试工具准备退场的,无所不有,就是没有人发表高见。足足过了一柱香的时间,七十多岁的老考生伊枢自荐协助评卷。全场考生一致赞同。三场考毕,伊枢当众评卷,评出名次,众人以服,并自评第一卷。这次从未有过的考生评卷、自荐状元,使得那些奔走荐举的权要瞠目结舌,目瞪口呆,只好以下不为例而收场。
        当新进士们向杜黄裳拜“座主”的时候,杜黄裳不等尹枢行门生礼、也不顾自己的官阶,迎上去拉着尹枢说:“先辈,如果没有你的鼎力相助,我就过不了这一关了。”主考官称自己榜下录取的进士为“先辈”,这又是从来没有过的。(参《唐摭言》和《登科记》)政风的腐败必然导致教育的空疏和衰退,这是一个客观的显而易见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