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不任用儒者,自武帝独尊儒术,开始以公孙弘为丞相,封侯,他以白衣而为卿,由此天下学士都倾向儒术。经学自汉元帝、成帝到后汉为极盛时代。
        经学的极盛的表现之一是做官须用读书人。西汉韦贤,号称邹鲁大儒,本始三年为丞相。匡衡因专长于鲁诗,元帝时位至丞相。贡禹由于通经,征召为博士,官至御史大夫,病故时皇帝赐钱百万。薛广德以经行位至三公,告老时赐黄金六十斤。他们都是以经术为公卿,真是黄金满籯不如教子一经。
        这时候可以说公卿的位置没有不以经术而被录用的。公卿要懂经术,因此当时太学教师和社会上的父兄们都是以做官来鼓励学生努力求学,宣帝时任太子太傅的夏侯胜,常对学生说,读书人就怕不懂经,只要通经术,取公卿位置如俯身于地上取草芥。这生动地反映了通经术就可以飞黄腾达的情况。
        后汉更是如此。最著名的桓荣以研究《欧阳尚书》世代为师傅。光武时桓荣以太子太傅授明帝经。其子郁,官至侍中奉东都尉,授章帝、和帝经。孙焉,官至太尉,封阳平侯,授安帝、顺帝经。早先,荣家穷仍讲诵不息,曾讥笑其读书无用的同族桓元卿感叹说:“我农家子,岂能想到学习之利能这样啊!”又如有“关西孔子”称号的杨震,官至太尉;子秉,传父业,兼明京氏《易》,官亦至太尉。孙赐,因传家学,精通《尚书》官至司空。
        所有这些都说明了经术成为利禄的途径,这固然有利于经学的发展,也给普通人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希望,似乎很公平,但其实这是统治者缓和阶级矛盾的欺骗术,在这种欺骗下,不知有多少读书人皓首穷经,深受其害!他们以做官为求学的唯一目的,把求学作为夺取高官厚禄的敲门砖,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是其流毒。而且,培养出的人缺乏任事的实际能力,有的虽知一些经书,但“空守章句,但诵师言,施之世务,殆无一可。”有的虽可著书写文,但“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这些教训,足可垂戒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