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浩是汉族士族的代表人物,他足智多谋,在北魏做过五十多年官,身经道武帝、明元帝和太武帝三朝。这样一位为几代皇帝所信任的大官僚,却惨遭杀身之祸。
        北魏的史书说,崔浩晚年奉命修史,对北魏的历史,他主张据实直书;史书写成后,刻石立在大路边,让人们观看。一些“直书”暴露了北魏的丑事,触怒了鲜卑贵族。太武帝对此事也很气愤,于是兴此大狱。然而事情的真象并非如此简单。崔浩写作向来小心谨慎。他一生为人写过几百份《急就章》,其中“冯汉疆(强)”三字不敢照写,“汉”字一律改为“代”,写作“冯代彊”,免得鲜卑贵族多心猜忌。另外,与崔浩一同修史的高允,写得比他还多,并未因此遭祸。可见,说崔浩因修史而被杀,不是事件的真相。
        在北魏,鲜卑贵族和汉族士族有共同的利益,也有不同的利害。鲜卑贵族对汉族士族的政策,是既要拉拢,又要防范。413年,魏太武帝下诏,征聘卢玄、崔绰、李灵、高允等数百名士族的代表去平城做官,明白规定要“礼请”,不能“逼遣”。这是北魏对士族的拉拢。但长期以来,这些士族、豪强的代表,在地方上称王称霸,保持汉魏(曹魏)以来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传播为士族统治服务的文化。在一定时期里;这和鲜卑贵族是格格不入的。而崔浩在这方面与鲜卑贵族的矛盾由来已久。
        太原王氏是西晋以来的显贵。东晋末,王慧龙从江南出走,来到北方。崔浩的弟弟羡慕王家的门第,把女儿嫁给他。崔浩熟悉“谱学”,称赞王慧龙“是真正的王家人,是个贵种。”崔浩对王慧龙的赞美,激怒了鲜卑贵族,认为他贬抑鲜卑,被迫在太武帝面前承认了错误。以鲜卑贵族为首的北魏统治者,怎能容忍除了他们之外,还别有“贵种”呢。更不用说王慧龙是从南方来的了。
        “整齐人伦,分明姓族”,是魏晋以来士族统治的传统,其目的无非是区别士、庶,保持士族在社会上的特殊身份和政治上的垄断地位。当魏太武帝提倡“文治”的时候,崔浩也跃跃欲试,和卢玄商议,打算恢复这套传统。
        作为汉族士族的一个政治上的代表,崔浩始终忠心耿耿于这个阶层的利益。他推荐了许多士族出身的人在朝廷当官。有一次,要任命几十名上族当郡守,太子拓跋晃不同意,他就和太子力争,结果还是按照他的意见办了。对此,鲜卑贵族耿耿于怀。崔浩还宣传西周的封建五等制,说秦始皇,汉武帝废封建、立郡县是错误的,他希望北方的世家大族能够对鲜卑统治者保持独立的统治地位。这就使鲜卑贵族更难容忍了。
        也有人说崔浩被杀,是因为450年拓跋焘南侵,他“容有异图”,这很有可能是实情。但不论怎样,崔浩是在鲜卑族和汉族士族的斗争中,横遭杀身之祸。
        450年盛夏的一天,白发苍苍的崔浩被装在囚车里,等待最后的时刻,几十名卫士轮流对着囚车撒尿,尿水淋在崔浩的身上。备受凌辱的崔浩被处死了。他的全家和同宗的亲属也被同时处死。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著名大族也受到牵连,死了不少人。
        北魏统一北方之后,汉族人民的反抗越来越剧烈,鲜卑贵族和汉族贵族的结合趋于紧密。崔浩死后不久,魏太武帝就说他“死得可惜”。不到一年,卢玄之子卢度世得到赦免。496年,崔浩要区别士、庶的愿望,终于由魏孝文帝实现了,“国姓”(鲜卑贵族)和郡姓(汉族士族),同样被安置在北魏统治阶级的最上层。历史上某一阶段出现民族矛盾、民族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但历史的发展趋势必将是民族的融合。当北魏孝文帝改革完成后,北方民族大融合局面初步形成时,使人遗憾的是在此之前,一代英才崔浩早已成为民族矛盾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