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会现在已成为一个全就业社会,由原来的劳动力过剩经济变成了劳动力缺乏经济。受这种波浪冲击最厉害的仍然是农业部门,包括林业渔业。农业主要劳动力流向工业和第三产业,坚持农业生产的尽是一些老人,诸如老妈妈、老爷爷、老奶奶等,因而在1955年—1964年间,在日本出现了所谓“三老农业”。
        城市是吸收劳动力的广阔天地。城市职工的工资自进入岩户景气时期后便不断提高。农村中的年轻一代——初中和高中毕业的男女青年,即使不着眼于高工资,也为城市生活所吸引。他们羡慕城市的就业条件好,纷纷从农村流向城市,变成职工。甚至农户的户主和农户中的长子也以“半农半工”的形式,住在本村而到附近去干非农业活。农业就业人口,在昭和30年至35年(1955年至1960年)之间实际上减少了215万人。在那以后,农业就业人口每年都递减70万人左右。农业人口在全部就业人口中占的比例,由昭和30年(1955年)的37.9%,骤减到了昭和35年(1960年)的30%,昭和40年(1965年)的21%。农业人口的外流情况,经营规模越小越严重,在那些土地少的农户中甚至出现了“后继无人”的严重局面。在昭和30年代(1955年至1964年)后半期甚至出现了“三老农业”(指老妈妈,老爷爷,老奶奶坚持农业生产,原来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力——爸爸出外做工了)和“星期日农业”(指边参加农业生产,边从事其他工作)等流行语。这些带讽刺味道的流行语,多少有些夸张。在农户总收入中,非农业收入的比重在增加。一方面是兼业农户在增加,另一方面是专业农户在减户。
        总而言之,通过促进经济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吸收农业方面存在的剩余劳动力和潜在的失业者;另外通过提高每个农业就业者的生产率,使农业和其他产业之间收入取得平衡。这两点旨在消除日本经济的双重结构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实施中值得注意的大问题。由于劳动力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加上大米的消费量减少、小麦因实行进口自由化而削减了产量等原因,长期以生产稻谷和小麦为主的农业,也到达了一个转折点。因此人们强烈地要求明确今后农业发展的方向。
        在这种背景下,于昭和36年(1961年)6月制定了《农业基本法》。这个基本法也可以说是一个宣言,其内容是多方面的,主要的有:(一)缩小农业和其他产业之间的生产率的差距,使生活和收入取得平衡;(二)在今后十年使畜产增加二倍,果树增加一倍;农业要有选择地发展,使其适应需求增长的形势;(三)要扶植自立农户,使其只依靠农业也能够过上与从事其他产业的人的生活水平相同的生活。
        根据农业基本法,制定了《农业现代化资金筹措法》,展开了改善农业的工作。实行这种现代化资金筹措制度,是为了以集中在农业合作社系统的剩余资金为资本,由国家贴补利息,向农户提供低利长期贷款,以实现机械化和设备现代化,弥补农业劳动者的减少,提高整个农业的生产率。这些措施取得了不少成果,受到了人们的赞赏,例如耕作机械化有了进一步发展,在畜产方面实行了大量养鸡、养猪,建成了大批以生产柑桔为主的果园等等。但是,另一方面,在传统的耕种农业领域,拥有零星农地和小块农地的情况不仅没有得到改变,相反由于非农业收入增加和土地价格上涨等原因,兼业农户进一步增加,专业农户减少了。因此开始时的那种设想没有实现。这种设想是:让兼业的小农户脱离农业,让专业的大农户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以提高农业生产率,改善农业生产结构。
        其次,自昭和36年度(1961年)稻谷收获以后,在决定大米的生产价格时,一直采取以成本费加补助费为基准的计算方式。从那以后,每年米价的提高幅度越来越大,粮食管理制度也由于实行保护农业的政策,而增加了政治色彩。总而言之,在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根本变化的形势下,对农业一方面积极地实行现代化,另一方面又同时采取保护性政策。为什么这样做,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十分清楚。只通过促进农民脱离农业的办法来消灭农业和其他产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是不会在竞选中取得胜利的。各个政党对政府部门提出的政治要求也集中地反映在要求采取妥协政策上,这是为了使农业适应经济发展,但实行的农业现代化是不彻底的,所以,农业和其他产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尽管有所缩小,但生产率的差距并没有缩小多少。这种差距在以后反倒成了促使消费物价上涨的因素。
        本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日本出现的“三老农业”,虽然是经济向前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后遇到的新问题,但是它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留下了宝贵的启示,它告诫人们,大力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是解决劳动力过剩的最佳道路,同时要重视采取农业现代化和保护措施的办法,来解决农业收入和其他产业之间收入的差距导致农户减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