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来,我国一再精简机构,压缩人员。但是,干部人数却是越来越多,形成了膨胀——压缩——再膨胀的螺旋式扩张。
        值得注意的是在干部队伍的扩张中,领导干部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一般干部,因此不少单位官兵比例失调,官多兵少。
        由于机构膨胀,带来许多弊病。
        不少地方政府机构重叠,职能相似,同类工作分几个部门管辖
        机构多,官员多,给基层增加了很多麻烦。办一件事跑几十个部门、盖几十个公章几乎成了常规。再加上机构之间的扯皮、推诿,很多事情难以办成。
        由于一件事情若干个单位干,相互之间的文件就多了起来,会议也就多了。
        国家机关既然机构重叠,文牍如山,工作必然少慢差费。闽北某县1990年1—4月中,共接待上级来人62批,340人次,县领导陪同了112天,汇报25次。在这种情况下,县里的工作效率也就可想而知了。
        目前,政府机构重叠,人员膨胀,使得政府的行政费用越来越多。由中央财政支出的行政管理费的增长速度是惊人的。1978年为49亿元,1981年为70.88亿元,1985年为143.6亿元,1988年为221.1亿元。1988年比10年前增长了3.5倍,而同期国家的财政收入仅增长1.31倍。我国行政管理费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也逐年上升,1978年为4.41%,1985年为7.78%,1988年为8.29%。
        国家每增加一名机关工作人员一年要有多少费用?1989年上海市为6185元(其中“人头费”3343元,公用经费2842元)。其它地区可能低一些,但平均也需5000元,相当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9.2倍。于是不少县“有钱养兵,无钱打仗”。
        在1990年7月召开的全国编制工作会议上,有一个共同的呼声“消肿迫在眉睫”。很多同志谈到。消肿不能再采用过去那种精简机构的老办法。必须从政府职能转换入手,进行机构改革;必须和经济体制改革密切结合。
        过去历次机构改革都没有跳出调整中央和地方权力关系的圈子。强调中央集中统一时,中央政府机构就猛增;强调放权和调动地方积极性时,中央机构就被大砍一刀。其结果是原有的职能没有转换出去,风头一过,故态复萌,要真正消肿必须把政府管微观和直接管理经济的职能,转换为政府管宏观、管政策、管调控。要划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区分行政和企业的关系,凡是企业的经营活动,政府要放手。
        一些长期从事编制工作的同志认为,消肿并不是简单的精简机构,而是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结合点。如果不从改革入手,还会重复过去精简——膨胀——再精简——更大的膨胀的老路。消肿是一项综合工程,需要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入手。
        要破除“官本位制”。这不是笼统地反对划定行政级别,而是不要把它延伸到一切管理领域;对各类社会组织及其所属人员实行分类管理,使之与行政级别“脱钩”与“升官”的道路“分流”。
        在人事管理中要引入竞争机制,以提高人的素质,要端掉“铁饭碗”,搬走“铁椅子”,对不合格的干部要及时淘汰。
        要加强编制管理,严格限制增设机构、机构升格和增加编制;要对超编人员采取制定规划,逐年递减的办法,有计划、分步骤地“消肿”;要把住“入口”,疏通“出口”,离退休人员要按规定离开工作岗位,干部不能搞终身制。
        机构膨胀的弊病,人们议论较多,有心人也提出改进的对策。遗憾的是,精简臃肿国家行政机构的步子迈得太慢,本来看准了的事,也没有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