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乐一般泛指宫廷祭祀活动、朝会仪礼、射乡和军事上的大典所用的音乐,起源于周代。周代的统治者深知将音乐利用于政治中的重要性,把礼、乐、刑、政并列、使政权、法律这些制度上的统治手段与约束人行为为规范的礼、娱人耳目能够易内俗的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构成贵族统治的内外支柱。
        雅乐在其发展初期,并无统一名称,春秋、战国期间称为雅乐或雅颂之声。《论语·阳货》中在:“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荀子·乐论》:“故人不能无乐,……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雅取其与俗相对之意,从中亦可看出统治阶级的崇尚与好恶,即“崇雅抑俗”。雅乐是礼和乐结合的产物,森严的等级观念深深地渗入其间。不同等级的贵族,其使用乐器的种类、数目、歌舞的行列人数等,都有严格的界限。哪种典礼使用哪种音乐更是条款分明,古籍《周礼》、《礼记》、《仪记》等文献中,详细记载了这些情况。如为不了同目的(祭祖、庆典等),其歌唱、舞蹈、器乐演奏所用的特定调式和乐曲,乐曲之间不同的演奏顺序,乐器的陈设方位,甚至乐师就坐时走过的路线等,都有具体规定。
        春秋、战国时的季氏办雅乐时与规定不符,孔子对这这种“僭越”行为曾大发雷霆,《论语》载:“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周代雅乐的歌词,大都见于《诗经》,多数属于“大雅”、“小雅”、和“颂”。内容多是祭祀天地、祖先和为贵族统治者歌功颂德。周代雅乐所使用的乐器有“敔”、柷、搏拊、钟、磬、建鼓、应鼙、鼗、笙、竽、埙、篪、瑟等,体现了“八音克谐”的特点。所谓“八音”,是古人根据乐器制作材料的不同而将其分为类,是我国最古老的乐器分类方法,源于周代。以后各代雅乐所用的乐器,大体遵循周代体制而有所增减,但八音俱全似乎是不可变更的规格。
        周代雅乐的发达,集中代表了表铜时代晚期在音乐文化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尤其是雅所用钟、磬等乐器的制(铸)造,更是为后世所景叹。1987年在湖北出土的曾侯乙墓(约葬于公元前433年)其中有古乐器124件,尤其是65件一套的编钟,制造极为精美,音色纯正而宏亮,并能奏出十二律具全的3个8度,它的出土,表明我国青铜铸造工艺的巨大成就和音律科学所达到的高度,这在世界音乐文化发展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它表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高超的音乐才能。后来的统治者将制造钟磬为夸耀富有和宣传至高无上统治地位的方法。钟越铸越大,所用乐器越来越多。到梁武帝(公元503年)时,宫廷雅乐所用的乐器,仅鼓、钟、磬等就达520件之多。
        周王朝灭亡之后,雅乐也随之一蹶不振,孔子就曾发出过“礼崩乐坏”之叹。在以后的整个封建社会时期,雅乐虽然借政治力量在宫廷礼仪中占有一席地位,但其逐渐灭亡的趋势,已是任何力量无法挽回的了。远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贵族们已对雅乐感到厌烦而喜爱俗乐。
        唐代是中国音乐文化高度繁荣发展的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优秀歌舞。当时的统治者同样没有忘记对雅乐的提倡,并从政治上给以极高的地位,以示“尊古”。还花很大的力量讨论乐器的选择、排列及装饰,乐工的服装、歌词的体载、总的名称等等。其种种作法的核心,就是反对活生生的民间音乐,而去追求渺茫无稽的远古时代。宋代的统治者对于雅乐的重视更有甚于唐代,设立专门机构,复制、创制了大量仿古乐器。清代的康熙、乾隆两朝对雅乐也有浓厚的兴趣,两位皇帝还主持编篡了《律吕正义》、《律吕正义后编》及《诗经乐谱》等。还用贵重材料制造了雅乐器,由于仿古的失真,往往徙具形式,有些甚至不能演奏而成为礼仪陈设品。
        雅乐周代产生,至清末消亡,绵延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流传时间可谓长矣。但真正兴盛阶段是在周代的近400年间。曾经对音乐文化的诸多领域产生积极影响。在此以后的两千余年间,一直是每况愈下。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一,雅乐的主要乐器如编钟、编磬、埙、篪、瑟等,已被新兴乐器如琵琶、横吹等所取代;其二,雅乐听起来虽有古朴、庄严、宏伟之美,但又给人以沉重、压抑、呆板的感觉;其三,雅乐的提倡者一味主张复古,脱离实际,脱离广大群众的审美要求。因此,雅乐的灭亡是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