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诗派是宋代特有的一个文学现象,作家都是研究道、器、性、命的理学家。他们用诗歌探讨性命义理之学,阐发格物致知之理,甚至以诗歌进行哲学辩论。言理不言情是理学诗一个突出的特点。在理学家代表人物邵雍的《伊川击壤集》中,这种作品俯拾皆是。如《心耳吟》:“意亦心所至,言须耳所闻。谁能天地外,别有好乾坤。”又如南宋理学大家朱熹的《斋居感兴二十首》也是用抽象的概念阐发抽象的道理。他还作《训蒙诗》一百首对初学者启迪开发。如《致知》:“此心原自有知存,气蔽其明物有昏。渐渐剔开昏与蔽,一时通透理穷源”,讲格物与致知之间的关系。这种形同押韵讲义的诗歌创作完全抛弃了文学的艺术价值和自身特性,难怪清人王士禛称其“在诗家谓之旁门”(《师友诗传续录》)。
        理学诗派的这种创作倾向根源于他们对文学的态度。他们认为文要载道,“大意主乎学问以明理,则自然发为好文章,诗亦然”(《朱子全书》卷六十五),反对“作文害道”,由此生发而否定诗歌的艺术特性。比如北宋道学家程颐就说:“如今能言诗无如杜甫,如云‘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如此闲言语,道出做甚。”(《二程遗书》卷十八)在程颐看来,杜诗不着理路,根本就不该写,所谓“道外有物,固不足以为道、且文而无理,又安足以为文乎”(《朱熹《与汪尚书》)!
        这样的文学观,限制了理学诗派的诗歌创作,虽然其中不乏言理而兼有情韵的作品,但从整体上看,枯淡、抽象、缺乏意趣的篇计还是绝大多数。理学诗派的人数不少,每人作品亦相当多,汇聚起来,对诗歌的正常发展是一个不小的冲击力量。近人陈延杰论理学诗云:“理学诗倡自邵雍,而周敦颐、张载、程颢相继而作,亦宋诗之一厄也。”(《宋诗之派别》),说得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