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和陶桃花源》的引子中说,他在颖州时,梦见自己来到一个府邸,那儿人物和俗间无异,但是山川清远,人人安居乐业。他回头看见堂上挂着“仇池”的匾额,才知道这儿就是仇池仙境。后来东坡改知扬州,他的表弟程德孺送给他两块美石,其中一块呈绿色,上面岗峦迤逦,还有洞穴透出山脊。这使东坡回忆起在颖州的仇池之梦,便命名此石为“仇池石”,并做了一首《双石》诗,诗的结尾处写道:“一点空明是何处,老人真欲住仇池。”苏轼在这块石头上寄托了他告别仕途、躬耕田园的理想。此后,人们就以“仇池梦”代指东坡的归隐梦了。
        苏轼所处的时代正是新、旧两党斗争最激烈的时代。在党争的夹缝中,苏轼进退维谷,处境十分艰难。他对仕宦生活感到厌倦,而对世外桃源表现出极大的向往。元佑七年(1092)九月,他回到汴京任礼部尚书,但仍未忘记仇池之梦。秦观、钱穆父等曾和苏轼《双石》诗,苏轼便作《见和仇池》作答。诗中说:“还朝暂接鹓鸾翼,谢病行改麋鹿姿。记取和诗三益友,他年弭节过仇池。”又一次清楚地表达了他隐居“仇池”的愿望。
        随着哲宗的亲政、形势对苏轼更为不利。绍圣元年(1094)四月,他被弹赅“讥刺先朝”,贬知英州(今广东英德),接着又在一月之内连续三次降官,最后贬为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流放途中,苏轼仍然没有忘记带着仇池石。途经江西彭蠡湖口的时候,他看见当地人李正臣收藏的形状奇异、玲珑剔透的壶中九华石,曾想买下来与他的仇池石作伴(东坡《壶中九华诗》中有“念我仇池太孤绝,百金归买碧玲珑”的句子),但因时间间题,未能如愿以偿。苏轼之所以在迁谪途中还有这种“闲情逸致”,主要是因为仇池石已成为他归隐理想的象征,是对他的巨大精神安慰。
        元符三年(1100),徽宗即位,宽赦元佑旧臣,苏轼始得内迁。北归时又经过湖口,苏轼马上想到那块壶中九华石,一打听才知道已被人买走。苏轼怅然若失,慨叹之余,赋诗一首:“江边阵马定千峰,问讯方知冀北空。尤物已随清梦断,真形犹在画图中。归来晚岁同元亮,却扫何人伴敬通?赖有铜盆修石供,仇池玉色自��珑。”在这首诗中,苏轼再一次表示,希望能象陶渊明(字元亮)那样归隐田园,象冯衍(字敬通)那样闭门自守。然而,天不假年,东坡在几个月后就溘然长逝了。
        其实,苏轼一踏上仕途,心中就充满着仕与隐的矛盾冲突。苏轼初次为官是出任凤翔答判,与弟弟苏辙在郑州分手时,二人就约定尽早归隐,“慎勿苦爱高官职。”然而在官场中他们身不由己,并未能使梦想成真。假如东坡能够多活几年,得以一圆仇池之梦,在清新静谧的田园中安度晚年,这对东坡老人来说,也算了却了一大心愿。假如真能这样,天才洋溢的苏东坡也许能将陶渊明开创的田园诗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但历史是无法假设的。东坡的仇池之梦没能变成现实,这对于东坡老人是一大遗憾。这也使得东坡没能获得躬耕的亲身体验和隐居的真切感受,失去了在田园诗的领域一展风采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