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维尔曼1827年在巴黎大学讲学时采用比较文学这个名称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个半世纪多。然而,却是从本世纪七十年代起,美国的印第安那大学才第一个努力把亚洲文学引进比较文学的领域。在此之前,作为新兴的、面向世界的开放性的学科,比较文学还一直停留在欧美文学圈内。在1950年出版的《比较文学书目》(巴当斯佩哲与佛列特立契编)和1970年发表的《比较文学参考书目》(雷马克编)中,连一篇关于中西文学的研究论著都没有。这对于从世界的角度来考察文学的普遍规律的比较文学来说,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遗憾。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纪延所说:“只有当世界把中国和欧美这两种伟大的文学结合起来理解和思考的时候,我们才能充分面对文学上的重大问题。”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比较文学已经开始起来越重视东西比较文学研究,1985年8月,在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巴黎年会上,年过七旬的欧洲学坛耆宿艾金伯勒,在作他最后一次公开学术报告时,所选的题目正是《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而且在他的著名的《比较不是理由》中,不仅多次提到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形式,共同的类型,共同的不变因素,而且认为在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各种不同意象的比较研究中,“将会整体地丰富它们的见识”,他自己还试着用“公元前和公元后十二个世纪的中国诗歌来解释十八世纪的前浪漫主义的所有题材。”这都表明,把东方与中国纳入比较文学的领域,是比较文学发展的不可逆转的规律。然而,时至今日,我们的比较文学研究仍然没有走出“欧洲中心论”这个魔圈。
        继比较文学的“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之后,台港的一些学者提出了“中国学派”这一口号,这本身是比较文学在中国的一大发展。然而“中国学派”所采取的是“利用西方有系统的文学批评来阐发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学理论”的“阐发法”,这种方法使得中西文学的比较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然而,西方文论是建立在西方文学及其文化的基础上的,而西方文学与文化背景又是同中国文学与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两大体系,用它来套用中国文学与文化,其结果往往有失偏颇,使得中国比较文学成为西方文论的“中国注脚”,因而,这种方法仍然没有跳出“欧洲中心”这个魔圈、除此以外,在国内的有些研究者眼里,总觉得中国的文学传统比不上西方的文学传统。虽然他们并不公开地承认这种观点,而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却自然而然流露出这种倾向来,总是拿中国的文学与文论去比附西方的文学与文论。这也仍然是“欧洲中心”论在作祟的缘故。
        要想发展中国的比较文学,必须有勇气冲出这个魔圈,正如季羡林教授所说:“只有把东方文学真正地归入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我们这个学科才能发展,才能进步,才能有所突破,才能焕发出新的异样的光彩,才能开拓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