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九年(公元1076)以前的王安石,主要作为政治家活动于社会政治的大舞台。与其经世致用的政治思想相适应,王安石在文学创作上也强调实用功能。他创作了大量政治诗以配合变法革新,其中有咏史以刺今的,有借寓言以托意的,还有直接针对社会问题发表意见的。这些诗绝大部分都缺乏审美性,抛弃了诗歌所要求的形象、情感等基本要求,全以单纯、抽象的议论构制,充斥大量的典故,甚至不避生典、僻典。加之体制常为古体,篇幅较长,读来令人兴味索然。比如《省兵》一诗,完全是一份关于裁军的意见书。全诗共二十八句,从省兵的危害谈起,列举了各种情况,以说明不可裁兵,继而指出如果要裁兵,应首先富国强兵,提高军队战斗力。全诗条理清晰,层次分明,如果作议论文看,倒非常合格。再如《兼并》一诗,斥责政府放任大地主搞土地兼并,以至民不聊生,国家财政也受到影响。作者从三代无兼并起笔,谈无兼并之利;然后讲兼并兴起,诸害并作,通过对比,得出兼并必除的结论。说理严密、透辟。但是很难称为一首诗^,更不必说是好诗了。类似的作品在王安石的诗集中并非少数。它们被赋予了极强的政治内涵,具有无可辩驳的思想性,但在艺术上却无可称道。由此我们可以再次感受到片面强调“文以载道”、强调诗歌实用主义的弊病。
        熙宁九年,王安石罢判江宁府,离开了汴京。政治生涯的结束对他的思想、生活态度都产生了深刻影响,相应地影响到他的文学观和文学创作。晚年隐居金陵后,他的诗风逐渐改变,内容以抒发内心感受为主,风格圆融和婉,黄庭坚称赏为“清丽绝俗”。传之后世脍炙人口的大都是这类作品。相比之下,前期的那些政治诗,只能称为出色的政论,对于作为诗人的王安石来说,它们是创作失败的记录。其中因果很值得后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