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家韩愈、柳宗元所提倡的“古文运动”,曾一度取得重大胜利,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而衰微。宋开国之初,五代以来的骈文盛行,文章“华而不实,取其刻削为工,声律为能”。为肃清这股浮靡之风,柳开首倡“学韩愈,作古文”,开了宋初古文运动之先声。
        柳开,字仲涂,大名人(今河北大名)。曾改名“肩愈”,字“绍元”,意思是以韩、柳的继承者自任。他早年即不满于时文的奢华浮丽,当有人责问他“处今之世,好古文与古人之道,其不思乎”时,他立即作《应责》来回答:“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意长短,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可见,柳开是师承韩愈,主张“文道合一”的,这对于扭转当时的文风,自然是大有裨益的。正是在柳开的影响下,“学韩柳、作古文”的热潮逐渐形成,浮靡文风受到一定遏制。
        遗憾的是,柳开在学韩过程中发生了重大失误,以致走上歧途,给古文运动的发展平添了一段波折。柳开一开始就偏向文学的“道统”观念,但并未完全抛弃“义统”,基本还是符合“文道合一”的;二十四岁以后,柳开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专以“道统”自任,称“我之所得,不从于师,不自于学,生而好古,长而勤道”,俨然一副道学先驱的面孔。由于主导思想的变化,其文风也一改初衷,出现了大量与自己的文学主张相左的、辞涩言苦的作品。这就不仅是“搬了石头砸自己的脚”,而且已完全背离了韩柳的主张。本来,韩愈提出“道”与“复古”,是为了文起八代之衰,对古代圣贤仅师其“是”;柳开则专以封建说教为能事,引导人们崇尚经术和道学,而完全忽视独立的思想性、创造性,给文学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总之,柳开在宋初首倡学韩的功绩值得肯定,但他在文学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误,却铸成了个人和历史的双重不幸。宋真宗以后,文人们对骈文的写作趋之若鹜,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