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是以瑞典化学家诺贝尔的遗产为基金而设立的国际大奖,文学奖是其中的一种。一九○一年,该奖第一次颁发,获此殊荣者是法国著名诗人、散文家苏利·普吕多姆。此后,除了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停顿了七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每年一届,直至今日。许多饮誉国际文坛的大作家如泰戈尔、罗曼·罗兰、肖伯纳、艾略特、海明威、肖洛霍夫、马尔克斯等先后受奖,可见文学奖的颁发是基本合理的。这些大家的获奖更促成了诺贝尔文学奖在世界文学活动中的权威地位,作家们将它作为一生奋斗的目标,因此而推动了文学的发展。诺贝尔文学奖在世界文学史上所起的作用,值得大书一笔。
        不过,这项大奖的评选并非完全公平,在它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上也为人们留下了不少的遗憾。一些文学大师被无情地冷落,而有的末流作家却莫名其妙地受到青睐。左拉、托尔斯泰、哈代、易卜生、高尔基、德莱塞、卡夫卡、夏目漱石和中国的鲁迅,这些人无不堪称文坛巨匠,毫无疑问,他们虽未获奖,为本国和世界文学所做的贡献显然要比获奖者、其实是政治家兼历史学家的丘吉尔大得多。诺贝尔文学奖的遴选对象,按照诺贝尔本人的遗嘱,应该是“曾经写出有理想倾向的最优秀的文学作品的人”,如果说丘吉尔的获奖并不违背“文学的定义可以从纯诗一直扩展到人文学科”的解释,那么一九三八年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红运”就令人不得不怀疑评奖者是否公允了。因为使她一夜之间名扬天下的作品《大地》,只是那种外国人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和本质的杜撰,而并非瑞典文学院所说“对中国农村生活所作的丰富而生动的史诗般的描绘”。这表明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衡量作家成就的绝对标准,获奖者未必杰出,未获奖者同样可以伟大。
        在风风雨雨中诺贝尔文学奖走过了漫长的岁月,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它的巨大光圈在大部分时间总是闪耀在欧美大陆的上空。政治制度、历史渊源、文学风格等因素的差异制约着对评选标准的把握,选择“最优秀的文学作品”的目的并未完全达到,甚至出现了“所罗门式”的“配给制”的弊端。受此影响,也由于翻译和文学创作自身的原因,中国人到今未能登上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我们当然希望有人早日打破这种沉默,提高祖国文学的国际地位;即使为世界文学的发展着想,为了不损害诺贝尔文学奖的纯洁性与权威性,继续激励作家们追求艺术的完美,代表着崇高荣誉的桂冠,应献给最优秀与最杰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