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是继杜甫之后又一位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深刻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同时,诗人自身的人生历程和思想历程也通过作品真实地流露出来。他的生活,思想以及创作是一致的,可分为两个阶段。
        白居易的青年时期是在“离乱失故乡,骨肉多分散”中度过的,他出身于一个以文学和仕宦著称然而已趋于没落的小官僚家庭,又处在动乱时代,正如诗中所写:“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他整日和家人一起忙于避难,愁于衣食,穷得连参加考试的费用都措办不起,“家贫多故,二十七方从乡试”。这种与广大苦难人民相通的生活经历,决定了他的政治理想和创作方向。在政治上,他从一开始就奋不顾身地去实现兼济之志,但因出言太直而不得重用。元和三年拜左拾遗,即谏官,常为民请命,在皇帝面前经常说的一句话是“陛下误矣”。对于如此直言不讳的为官者来说,自然是仕途坎坷。这种志向表现在诗歌创作中,则有“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诗句。他把诗歌作为武器,以表达人民情感为职责,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来揭露社会现实,反映民生疾苦。虽久经磨难,屡遭贬谪,这种理想在诗歌中的光芒始终也没有完全消磨掉。
        然而宝刀久不得用,也会生锈。多年仕途沉浮,理想不得实现,消极思想于是开始悄悄地锈蚀诗人的心。特别是在太和三年托病免官以后,回到洛阳的十八年晚年生活中,他醉心佛道,沉溺诗酒,飘然有出世之感。消极思想在后期的诗中日益扩大和加深,虽然闲适中蕴藏的苦闷如河底的暗流,虽然“兼济之志”偶尔还会闪一道耀眼的光亮,但已是转瞬即逝,更多的是“只拟江湖上,吟哦过一生”的无可奈何了。这个时期很少有象前期《秦中吟》、《新乐府》那样人民性、战斗性极强的讽谕诗,而代之以大量的闲适诗了。
        这位“吟咏流千古,声名动四夷”的伟大诗人,曾经怀一腔热血去实现兼济之志,但终于在一次又一次的磨难和失败之后,渐渐地消沉下去了。这种消沉,不仅是诗人自己的悲哀,而且是时代的悲哀,同时又恰恰是时代磨灭了诗人的现实主义光辉。不是在现实中撞得头破血流,就是在虚幻中逐渐消沉,这几乎是封建时代中文人所不可避免的悲剧性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