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以韩、柳为代表的古文运动先驱,针对当时骈文盛行之风,提出了一系列文学主张,并在实践中创造了一种与骈文相对立的“古文”(实为新体散文),一度起到转换文风的巨大历史作用。
        作为古文运动的发起者,韩愈率先提出众多的文学主张,其中“文道合一”最为重要。适应这一主张,韩愈又提出“言之有物”的观点,认为写文章必须反对空洞无物,为此就必须敢于正视社会现实。韩愈认为,“不平则鸣”应是对现实进行批判的理论根据。他在《送孟东野序》中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他把古往今来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都称为“善鸣者”,认为他们都是为表达心中的不平而发表言论、著书立说。韩愈的“不平则鸣”显然是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发展而来。它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揭示了阶级社会里文学创作的一个客观规律。但值得注意的是,韩愈的“不平则鸣”往往是从下层知识分子的个人哀怨与失意出发,缺乏更广阔的社会内容,难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在这一问题上,柳宗元似乎走得更远些,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也更为深入。与韩愈的论点相似,柳宗元也提出了创作动力的理论,却比韩愈所说的更完整,更贴近现实。他说:“君子遭世之理,则呻呼踊跃以求之于世,而遁隐之意息焉。于是感激愤悱,思奋其志略以效于当世,以形于文章,伸于歌咏。”可见,柳宗元是从“思奋其志略以效于当世”的积极态度出发,要求文章“辅时及物”,更直接地作用于社会现实。所谓“感激愤悱”又从何而来呢?柳宗元认为,这来自于对社会的了解和关怀,来自于个人的遭际与人民的苦难相一致。这里已经接触到社会环境对作家思想感情变化所起的决定作用,揭示了“不平则鸣”的社会根源。
        总之,韩、柳二人对“不平则鸣”的认识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韩愈的观点有失偏狭,未能正本清源,而柳宗元则在此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