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散文家韩愈一生很爱给死人作墓志,他的作品中,仅碑志文就七十余篇,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在这些数量可观的碑志文中,确有不少光辉夺目的杰作,如广为传诵的《柳子厚墓志铭》、《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等,不仅内容真实、具体,有历史价值,而且形式手法也不落俗套,运用传统的墓志铭文体,有声有色地刻画人物,叙写故事,或议论或抒情,灵活多变,情文并茂,具有浓郁的文学色彩。
        在韩愈的碑志文中,也有相当一部分美化死人的“谀墓”之作,这为历代论者所鄙夷。据说最早揭出韩文谀墓的是一个叫刘叉的人,他曾公然拿走韩愈为人作墓志铭所得的酬金数斤而去,还说:“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同时代的刘禹锡也认为韩愈受金(接受润笔费)而作碑志,讨好死者,有“载赃”之嫌。既然得了人家的钱,一般就得照墓主的意图写,不论其品行如何,一律“称美不称恶”。最明显的例证如《司徒兼侍中中书令赠太尉许国公神道碑铭》。据史书记载,许国公韩宏一生有过美政,也有过恶行。在平定淮蔡吴元济乱时曾立有战功,对稳定当时的局势起了作用。但韩凶残暴戾,动辄滥杀无辜,据《新唐书》本传说,平蔡时宏一度“阴为逗挠计,以危国邀功”。而韩愈在碑文中对此只字不提,一味美誉,所以近代学者林纾以为文中有“谀墓之曲笔”。
        碑志文本来是一种应酬文体,一些平素和韩愈有来往的同僚、亲友,慕于韩的文名,身后都想请他写几行文字置于墓前,以企留名百世,而韩为人宽厚,往往有求必应。于是,对一些一生虚度年华,确实无事功可记,甚至恶行昭著的墓主,作者也碍于情面,或妄加评断,“无美而称之”,或东拉西扯一些好听话,敷衍了事。《殿中少监马君墓志铭》中的墓主马继祖本属膏梁子弟,因门荫四岁便得到高官,一生庸禄无功可记,而韩与马家是故交,只好故弄姿态,夸饰自己与马家三代交情,以致初次见到马时“眉眼如画,发漆黑,肌肉玉血可念”的婴孩可爱貌。韩愈这类应付亲故而作的内容空虚的碑志文大约占总数的一小半,其谀墓色彩也是很明显的。
        韩愈一向被称为“文起八代之衰”的散文大师,他倡导古文运动,进行卓越的创作实践,成为继司马迁之后最杰出的散文作家,金人李治说:“文至于韩退之,天下之能事毕矣”。而韩文中常被人提及的“谀墓”之辞,无疑是他散文的瑕疵,正如清人顾炎武感慨的:“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毁》、《争臣论》、《平淮西碑》、《张中丞传后叙》诸篇,而一切铭状概为谢绝,则诚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犹未敢许也!”(《亭林文集》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