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唐代诗坛上,李白、杜甫并肩而立,相映增辉。但到了宋代,被尊为一代宗师,独受顶礼膜拜的则已是非杜甫莫属了。宋代统治者一方面为笼络知识分子,提倡尊孔读经,一方面又沿袭唐制,以诗赋取士,在诗的领域,也需要象儒家圣人孔子那样的偶像和与儒家经典相适应的诗歌。而在宋人看来,杜诗完全符合儒家诗教的精神(发乎情,止乎礼义)和封建纲常的原则(报国忠君)。于是,杜甫便被尊为“诗圣”,其诗歌创作也被视作同儒家《六经》一样的经典之作。曾噩的《九家集注杜诗序》中讲道:“独少陵臣编,至今数百家,乡校家塾、龆总之童,琅琅成诵,殆与《孝经》、《论语》、《孟子》并行。”杜诗已和经书一起成了宋代的启蒙教育课本,其地位之高完全可以想见。
        然而,这种“神”一般的推崇却是建立在宋人对杜诗的曲解之上。
        “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与欤。”(苏东坡《王定国诗集叙》)“一饭未尝忘君”,这就是宋人对杜诗思想内涵的全部理解。而众所周知,杜诗之所以流传不衰,完全是因为诗歌中那种反映现实的深广和忧愤。杜甫一生从裘马轻狂到西南飘泊,正好伴随着唐朝的由盛到衰。如果说他在早年曾有过“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美好愿望,那么“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黑暗现实给他的教育就是提醒他这种愿望不切实际。特别是因秉公直言屡遭驳斥后,他对最高统治者的昏庸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象“天子多恩泽,苍生转寂寥”、“盗贼本王臣”这样的诗句绝非是“忠君”一词能解释的了的。而宋人却妄图以简单的“忠君”二字来涵盖杜诗的全部。如对《北征》一诗便想当然地解释为有“忠义之气”、“事君之礼”,是为了献忠忱于肃宗。试想,杜甫因上疏救房琯,触怒肃宗,几乎遭到刑戮,他是在放逐途中写下了这首诗,怎么还会感念君恩?诗中所言“顾惭思私被”、“挂涕恋行在”其实是反语,宋人分明是在画地为牢、曲解诗意。
        杜甫被尊为“诗圣”起自宋代,这一名称的得来却源于宋人对杜诗的曲解。内容深广的杜诗统统被戴上了“忠君”的帽子,这无论对后代、对文学史、对杜本人都是一个不小的遗憾。